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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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년:
2014
출판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언어:
chinese
페이지:
243
ISBN 13:
9787549554997
시리즈:
理想国译丛系列
파일:
AZW3 , 1.25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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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选集 (1-4)

کال:
1991
ژبه:
chinese
فایل:
5.0 / 5.0
2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کال:
2014
ژبه:
chinese
فای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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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导读 修复未来

		中文版自序 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





		第一章 转折点

		第三章 时机已到



		第四章 何谓正义?

		第五章 开始行动



		第六章 受害者,抑或幸存者的国度?



		第七章 “我们确想宽恕,但不知宽恕谁”

		第八章 “我感到如重见光明一般”

		第九章 我为什么做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第十章 “我们原来不知道”

		第十一章 没有宽恕,真的没有未来

		致 谢

		后记 吸尘器与洗碗机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修复未来





				熊培云





				每个国家在其转型过程中都会有些灵魂式的人物。南非何其幸运!1991年,白人作家纳丁·戈迪默女士因为反种族隔离作品《七月的人民》获诺贝尔文学奖。1993年,黑白双星曼德拉和他的政治对手德克勒克作为促进族群和解的典范,一起走上诺贝尔和平奖领奖台。而在此前近十年的1984年,本书作者图图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成为南非首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并于次年成为南非开普敦首位黑人大主教。

				几年前我在台湾旅行,在书店里偶然读到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一时感慨万千。我一直以为,中国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而是人的教育—它包括生命意义、自我价值、自尊、爱与同情、信仰,它主要涉及的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即你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当然它也包括我们如何在宽恕他人的基础上保全自己。人的教育面对的不是几个简单的群己权界的概念,但它们是所有权利观念的起点。好社会同样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有针对人与制度的双重建设。而我有幸在图图大主教的书里看到了这种双重努力。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着重探讨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历史使命。这同时是一本悲欣交集的书,很多细节在我读后一直难以释怀。

				书中讲到一个悲哀至极的故事,并由此质问—为什么那个开普敦年轻人被处死并就地焚烧后,杀害他的四个人竟然能够一边翻动火堆里的尸体,一边坐在旁边心安理得地吃烧烤?他们如何回到家里拥抱自己的妻子,参加孩子的生日聚会?



			 				至于喜极而泣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图图大主教第一次去古古乐图参与投票时的情景: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堕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

				这是一种令人欢笑又禁不住流泪的感觉,它让我们欢欣雀跃,手舞足蹈,又让我们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害怕这一切会烟消云散。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和日本人后胜利者在欧洲胜利日和抗日胜利日的感受,人们从村庄、乡镇、城市冲上街头,和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拥抱、亲吻。这就是我们的感受。(第3—5页)





				南非民主化与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让被压迫的黑人实现了政治上的“南非梦”。然而,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接下来最紧要的是文化和心理上的重建,即如何促成族群之间、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宽恕与和解,让南非从种族隔离的伤害中复原而不是冤冤相报。图图大主教深刻地认识到潜在的危险,他担心新生的南非因为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清算重新倒在废墟里。如果仇恨和清算注定只能将新南非变成一座新的废墟,那么宽恕与和解就不仅不是软弱,而且是另有广阔前途。



			 				图图大主教的这种忧虑及其; 远见,与曼德拉不谋而合。曼德拉后来在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中,也特别回忆到自己走出监狱并当选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后的心路历程—南非绝不能撕裂,重演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战争。你若真心热爱自由,就必须在拯救受害者的同时,也拯救加害者。因为在一种罪恶的制度下,加害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囚徒。

				“人们只记得恨是爱的邻居,却忘记了爱也是恨的邻居”—后德克勒克时代的南非精英打破了这古老的诅咒,他们弃绝了冤冤相报,而是选择了宽恕与和解。在这个已然千疮百孔的国家,他们试图以修复未来的明辨是非取代你死我活的黑白分明。经过漫长的讨论,南非最终没有选择纽伦堡审判的模式,也没有选择全民遗忘,而是走了第三条道路。依据1995年《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南非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以真相换自由”让南非因此“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一揽子大赦(或全民遗忘)的两个极端”。从1996年开始,在图图大主教的主持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当事各方提供证言,就1960—1994年期间南非人权状况还原历史真相,既揭露了种族主义政权虐待黑人的罪恶,也不回避非国大等黑人解放组织的暴力活动曾经迫害反对派、侵犯人权的问题。每个参与迫害行动的人都必须单独提出申请,并接受一个独立小组的审查,由它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获得赦免的苛刻条件。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用图图的话说,这也是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捉拿归案的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则面临着被捕、起诉和牢狱。(第34页)



			 				种种质疑也随之而来。一个恶人仅仅因为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就可以溜之大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是否道德?大赦是否有违正义?这些也都是作者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着重探讨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图图在书中特别对比了两种司法的区别:



				在惩罚性司法(Punitive justice)中,毫无人情味的国家在施行惩罚时几乎不为受害者着想,更不要说为罪犯着想。与此相比,在非洲的传统法学中还有一种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后者关注的重点不在报复或惩罚,而是本着乌班图精神(Ubuntu),努力疗治创伤、恢复平衡、复原破裂的关系。这种司法力图救助的不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们应该得到机会重新融入因其行为而被伤害的社会中。

				在图图看来,乌班图精神是非洲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有乌班图精神的人,必定慷慨、好客、友善、关怀他人且常有怜悯之心。在乌班图精神的感召下,人们相信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相信无论加害者愿意与否,他在实施加害时也必然失去了人性。



			 				而真相同样是重要的。宽恕并非不问是非。促成南非族群和解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是大法官萨克斯。有关他“温柔的复仇”的故事,可以较好地说明这一切。

				萨克斯是犹太裔南非白人,他曾经因为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付出巨大的代价。1988年4月7日,早在他流亡国外的时候,被南非政府派出的恐怖人员设置的汽车炸弹夺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尽管如此,在就任南非大法官后,他仍是宽恕与和解工作的重要推动者。条件是,作恶者必须说出真相。

				当年意图谋害他的特务亨利在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后,曾经失魂落魄地找到萨克斯。两人虽谈了许多,但萨克斯对亨利说:“除非你到真相委员会说出一切,否则我不会与你握手。”事隔多日,两人在一次宴会上偶遇。当亨利表示自己已经前往真相委员会坦白一切,并希望能有机会与萨克斯握手时,萨克斯便立即答应了他。

				这是一个暗含隐喻的姿势—萨克斯没有用幸存的胳膊为失去的胳膊复仇,而是用它握住敌人的手。据说,亨利离开宴会回家后痛哭了两个星期。这个细节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回到图图对人性与道德的理解—这个世界是有道德存在的,尽管所有证据显示出的,可能是个相反的世界,但邪恶、不公、压迫和谎言,绝不会是世界最后的归宿。

				萨克斯同样注重修复的价值。在《断臂上的花朵》一书中记录了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回答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否违宪的问题。南非宪法法院否决了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的质疑,相关结语明确指出应对那些作恶者提供全面性特赦,以换取他们提供有关过去的真相。另一方面,制宪者的选择是为了让国会能够促进“社会的重建”,其过程中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做“修复”。为了达到修复的目的,国家在思考各个冲突的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那些在过去非常时期中,基本人权受到侵害的受害者与家属的“被忽视的痛”。



			 				事实上,宽恕加害者也并不意味着对受害者的完全忽视。图图认为宽恕在要求受害者放弃向罪犯讨还血债的同时,也有可能解放受害者。所以,“真正的宽恕要了结过去,了结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以无法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们的名义,冤冤相报”。如果一个人死抱着仇恨不放,他的一生就成了仇恨的奴隶。这种精神上的持久的加害,有时并不亚于他曾经受到的伤害。就像我在解读影片《天堂五分钟》时所揭示的,复仇者未必能获得大仇得报时的“五分钟天堂”的快感,却严严实实地将自己的一生推进了挤满仇恨的地狱。在此意义上,没有宽恕何止是没有未来,连现在也不会有。

				同样需要看到的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着力推进的是全社会政治和解,是对一个错误和悲伤的时代的纠错,而不是对日常刑事案件的是非不分。它要求申请大赦者的行为在特定期间内(请求予以大赦的行为,必须发生在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和1994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国家首脑之间),并且必须具有政治动机。大赦条款是为特定目的进行的临时性安排。南非的司法不会永远照此办理。它只适用于有限时期的特定目的。那些出于个人贪婪而杀人的罪犯没有资格申请大赦。如果行为是执行或代表一个政治组织的命令,则罪犯有资格提出申请。条件是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并遵守适配原则。这不是说要宽恕一切罪恶,而是对坏制度下人的一种宽恕与救济。



			 				南非的这场“真相与和解”运动,有时候难免会让人觉得它过于浪漫和天真,仿佛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所有旧的罪恶也自动清零、一笔勾销了。受害者出于感情因素对此不能理解,情有可原。另一方面,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由清算转为清零”的模式也让那些处于转型期国家的人们心怀忧惧—不是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这个可被宽恕的前景会不会鼓励那些带有政治目的的人,借着这种“政治宽恕”进一步胡作非为?

				对此忧虑,当然人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反驳:假如加害者与被害者没有和解的可能,假如德克勒克放下权力的那一刻即意味着要将自己和同僚送进地狱,他们将如何计算自己的利害,这个国家的历史又将在冤冤相报中倒退与徘徊多少年?

				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也会从上述角度来理解“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如果承认制度与文化相关,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观念,就应该看到没有宽容的观念,绝不会产生可以安放人心的宽容的社会制度。即使这个国家完成政治上的转型,如果没有宽恕与和解来医治社会长年累月的创伤,即使自由已经得到,也将消失在新的漫长的冤冤相报之中。

				本套译丛关注转型正义,集中译介了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萨克斯的《断臂上的花朵》以及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且当是转型期南非的“和解三部曲”。其他相关内容,我还会在另两本书的序言中加以补充。倘若读者能够静心阅读并体会个中精义,并让它们长存于心,这也算是译介者为这个国家播撒一些面向未来的种子,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宽阔前景。





				2014年8月6日,于东京大学访学期间





中文版自序 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访问伟大的中国时,就被中国人民的勤劳刻苦深深地打动了。譬如为了工作,工人们到晚上还在探照灯下忙碌于建设工地上。更使我感动的是中国人民的慷慨大方,这从我和妻子得到惠赠的礼物上就可以感受得到。但我在其他方面也体会到了这种大度。我了解到日本人曾经在南京犯下的残暴罪行,然而向我描述那些恐怖事件的人却并未心怀怨毒和仇恨。我还耳闻了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骇人暴行。但那些身受其害的当事人却再次让我惊讶万分,他们在叙述往事的时候并未表现出怨恨或报复的情绪,尽管他们曾无端遭受过来自同胞的无法言传的伤害。我要向他们的宽容大度表达我的敬意。

				但我却不能肯定,在最终的意义上这就是迈向未来的最好途径。我对把过去扫入角落视而不见的做法是否合适表示怀疑。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它们有种怪异的力量,能够重现并长久萦绕在我们心头。我们在南非就有这种感受。英国人和布尔人曾试图欺骗自己,在上上个世纪之交的布尔战争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而当时英国人把很多布尔人妇女和儿童都送进了他们发明的集中营。双方后裔表面上友善相处,然而不断发生的事端却表明,这种友好只是一种假象。一位年轻的布尔人小伙子告诉我,无论何时听他祖母讲述那场战争,他都义愤填膺,随时准备再打一次布尔战争。他们需要有一天通过恰当的途径最终与这段历史告别。

				我们在自己国土上的经历令人宽慰。人们表现出真正高尚的宽宏大度。他们宽恕罪恶、放弃复仇的意愿实在令人敬佩。他们把自己从受害者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不再心怀怨言、死抱住创伤不放,从而开创出崭新的人际关系。他们给予罪行的制造者以机会,从内心的愧疚、愤怒和耻辱中解脱出来。这样便形成了双赢的局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就像中东所发生的冲突,是如此的具有破坏性。这样做,和平与安全不可能真正到来。复仇和暴力只能生发出更多的复仇和暴力。



			 				我理解中国人出于传统文化中保护面子的需要,对道歉可能感到为难。但是,夫妇之间发生争吵时会出现什么情形呢?难道他们不会和好吗?难道道歉的一方会有失面子吗?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关系就不妙了。愿意道歉和宽恕的人是坚强而非软弱的人。纳尔逊·曼德拉是软弱或无足轻重的人吗?

				中国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往昔的痛苦,就会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





				(鲁刚 译)





				献 给

				南非的妇女和“小人物”们





第一章 转折点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乔治·桑塔亚纳





				1994年4月27日—这是我们苦苦等待了多年的日子。为了这一天,我们进行了不懈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为了这一天,我们有那么多人遭受催泪瓦斯的毒害、遭受警犬的撕咬、遭受警棍与皮鞭的毒打;为了这一天,有那么多人被酷刑折磨、被隔离监禁、被处以死刑或被迫流亡。这一天终于降临了,我们终于可以投票,可以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参加第一次民主选举。等到有权投票的日子,我已经62岁,纳尔逊·曼德拉则已近76岁高龄。

				充满兴奋、期待、焦虑乃至恐惧的气氛令人心惊魄动。是的,人们害怕那些发誓要破坏这最重要一天的右翼分子的邪恶阴谋可能得逞。东西南北到处都有炸弹爆炸事件。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竟发生了数起爆炸。什么都可能发生。

				我和往常一样,清晨起身,静思和散步,进行晨祷,然后到主教廷的大主教礼拜堂领圣餐。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土,可是它已浸染了那么多儿女的鲜血,它是如此悲惨的一块国土,我们企盼着在它历史上这非同寻常的一天,局面能够尽可能保持正常。在南非历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前夜,暴力变成了一种瘟疫。直到那著名的最后时刻之前,M. 布特莱齐的因卡塔自由党(IFP)仍在扮演主角,威胁着不参加选举。我们全都下定了决心,准备面对最残忍的血腥屠杀,特别是在因卡塔自由党的堡垒夸祖鲁―纳塔尔省。因卡塔和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在该省的对抗演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杀戮,政治上的极度不宽容令人震惊,已有无数人为此丧生。局势之严重,无以复加。我们几乎要透不过气来了,不知道这次又会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万幸的是,在某个神秘的肯尼亚人的斡旋之下,布特莱齐终于同意放弃抵制,避免了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血腥杀戮。全国上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于是,我们终于就要开始采取一项政治和公民行动了,这在那些正常的国家里不过是一次例行公事,他们通常担心的是选民的冷漠,而不是投票点的暴力和混乱。

				我们既兴奋又紧张。我的内心深处怀着死结一般的忧虑。那天早上我们真诚地祈祷上帝保佑我们的国土,挫败被黑暗蒙蔽的子民的阴谋。在过去种族隔离猖獗的黑暗日子里,我曾经布道说:“这是上帝的世界,上帝是主宰。”有时当邪恶似乎就要压倒善良时,我只能紧紧抓住这一条教义,好像在黑暗中为自己壮胆,又常常忍不住想在上帝的耳边悄悄说:“我的老天,你就不能让你的主宰更明显一点吗?”

				早餐后,我们驱车出了开普敦大主教“官”邸—主教廷(1990年2月11日纳尔逊·曼德拉在此度过了他获释后的第一个自由之夜),离开了周围绿树成荫的富人郊外居住区。我已决定要到贫民城镇去投票。这样做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我要表明,我是和那些长期被剥夺了选举权、日复一日生活在贫困和肮脏的种族隔离贫民窟中的人民站在一起的。毕竟,我本来就是他们的一分子。1986年我就任大主教时,根据种族分隔居住区的“社团区域法”仍在执行。即使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又担任了南部非洲圣公会的大主教和都主教,我也不能和家人住进主教廷,除非首先得到特许证,使我免于社团区域法的管辖。但是,在我当选大主教后,我已宣布我不申请这样的特许证。我说我是大主教,应当住进大主教的官邸,种族隔离政府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我并未因违反了这一可憎的法令而遭到起诉。



			 				我去投票的地方叫古古乐图,是一个典型的黑人小镇,火柴盒式的房子一排接着一排,单调乏味。那里已经排起了等待的长队,人们兴高采烈,但也得有极大的耐心和相当的幽默,才能忍受得了漫长的等待。我的第一次民主投票是新闻热点,很多海外的朋友也亲临现场,作为观察员监督选举是否公正和自由。但他们所做的还远不止于此。他们就像接生婆,帮助着一个稚嫩的新生命—一个自由、民主、非种族主义、无性别歧视的新南非的诞生。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堕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有人陶醉于这种梦境般的幸福之中,他告诉妻子:“亲爱的,不要叫醒我。我喜欢这梦。”

				投票后我走了出来,人们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像是欢度节日。这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说明那些生来就备受压迫的人,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变成了无名氏的人—变得无名无姓、无声无息、身在自己的祖国却被忽略不计、每时每刻都在遭受欺侮的普通民众—是无辜的。他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塑造出来的,但是他们的尊严却被种族隔离制的奴才们、被声称反对种族隔离却不惮享受种族隔离为其带来的巨大特权和好处的人粗暴践踏,原因仅仅是他们偶然的出身,一个毫不相干的生理因素,即他们的肤色。



			 				我决定驱车在周围转转。所见所闻令我惊叹不已。人们成群结队走上街头,排成长长的队。这些长队如今已是举世闻名,但在当时却又是那么脆弱。警察和保安部队可能非常紧张,但他们并不惹人瞩目。只消几个疯狂的极端分子、几支AK-47冲锋枪就足以造成巨大的混乱,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几乎各处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磕磕绊绊,不是选票不够了,就是缺了印台,还有些官员在规定的投票时间几小时后方才到场。人们的耐心令人叹为观止。全局性的灾难似乎一触即发。但是并没有发生。

				这是一幅令人惊异的场景。各种族的人们可能是平生第一次站在同一个队伍里。专业人士、佣工、清洁工及其女主人—所有的人都排在长长的队伍中,慢慢走向投票箱。可能发生的灾难看来却是一个福音。这些队伍在南非创造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身份象征。人们后来夸耀说:“我站了两个小时才投上票”,“我等了足足四个钟头!”

				漫长的等待让我们南非人重新找回了彼此。人们传阅着报纸、分享着三明治、遮着同一把阳伞,等级在他们的眼中消失了,南非人找到了南非人同胞,意识到了我们曾费尽心力想要告诉他们的东西,即他们有着共同的人性,民族、种族、肤色本来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发现的不是一个有色人、一个黑人、一个印度后裔或是一个白人。不,他们发现的是人类同胞。白人认识到黑人、有色人(常常是混血)、印度后裔原来也是人,也和他们一样,同样有情感,有忧虑,有期待,这是多么重大的科学发现啊!这些人也想有个像样的家、一份好工作,也想家人有个安全的环境、孩子有个好学校。他们中间没有人想把白人赶到海里,而只想得到自己在阳光下的一席之地。



			 				无论在哪里,选举都是世俗意义的政治事件,但我们的却远不止于此。我们的选举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思想历程,一种登临顶峰的精神感受。走进投票站时黑人是一个人,走出来时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人。走进去时,她满怀仇恨、背负着压迫的重担,她无法忘记自己曾被视为粪土,这种记忆像强酸一样侵蚀着她的心。她重新出现时,知道自己已经自由了,头昂得那么高,背挺得那么直,脚步是那么轻快。你如何传达那种如同第一次尝到蜜糖滋味一样的自由的感受呢?你怎么跟生来自由的人形容这种感觉呢?不可能,就好像无法跟一个天生的盲人讲清什么是红色一样。

				这是一种令人欢笑又禁不住流泪的感觉,它让我们欢欣雀跃,手舞足蹈,又让我们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害怕这一切会烟消云散。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和日本人后胜利者在欧洲胜利日和抗日胜利日的感受,人们从村庄、乡镇、城市冲上街头,和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拥抱、亲吻。这就是我们的感受。

				白人走进投票站时,则为自己曾享受过压迫和非正义的果实而满怀负罪感。他走出来时也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新人,他放下了负担,获得了自由。白人体会到自由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在种族隔离压迫的黑暗岁月,我一直在说,如果黑人没有自由,南非白人也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图图的另一条口号,和其他口号一样靠不住,而今天这却变成了人们亲历的现实。我常常提起一部由西德尼·波蒂埃主演的引人入胜的老电影《逃狱惊魂》(The Defiant Ones)。片中两个囚犯—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从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队伍中逃脱出来。他们铐在一起,掉进了一个沿壁很滑的深沟。其中一个费力向上爬,几乎爬到了沟顶,但却无法爬出去,因为他和仍在沟底的同伴拴在一起。要想成功,他们就必须同心协力,一起向上爬,最终爬上沟壁,逃脱出去。



			 				因此,我要说,我们南非人只有一起生存和成功,被环境和历史绑在一起的白人和黑人只有共同努力,才能一起向上爬出种族隔离主义的深渊。任何群体都不可能单独取得成功。上帝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实践马丁·路德·金说过的话:“我们必须学会像兄弟一样共同生活,否则我们就会作为傻瓜一起灭亡。”

				4月27日这非同寻常的一天,竟是在没有我们所害怕或他人所预期的破坏行为的情况下结束的。选举被宣布为公正和自由的。赞美上帝,我们欣喜若狂,我们成功了!我们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5月9日,纳尔逊·曼德拉在新南非第一届民主选举的国民议会上当选为总统。然后,我们参加了开普敦市政厅外的大游行。街上人如潮涌,与迎接纳尔逊·曼德拉出狱时相比也毫不逊色。

				我极为荣幸地将新总统和他的两位副总统—塔博·姆贝基和F. W. 德克勒克—介绍给了已等得不耐烦的人群和整个世界。当我将曼德拉引向主席台,把他交给人民时,人群中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今天,我们正在这个划时代的事件中体会这一点。选举之后,许多南非人发现民主和自由来到了他们的土地上,帮助他们打开了过去曾经紧闭的大门。曾把我们当成贱民一样对待的国际社会,此刻向我们敞开了胸怀。我们重新回到了英联邦,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仪式和祈祷感人至深,新南非的旗帜被举上圣坛,加入了英联邦国家的行列。曾在许多赛事上抵制我们的体育世界向我们展开了迎宾的红地毯。南非人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经历。他们的国家如今尝到了新生的滋味。南非人以往在国外旅行总是鬼鬼祟祟,总是尽量掩饰自己的国籍,生怕被人拒之门外。而今他们则昂首挺胸,把国旗骄傲地别在衣领上、卡在行李上,向所有人宣示他们来自南非这块土地,告诉大家他们已经打破了末日将临的一切预言,并且不同寻常地实现了从压迫和非正义向民主与自由的和平过渡。



			 				当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就任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时,可能整个世界都为之停止了运转。即使没有停止,本来也是应当停止的,因为几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领导人都齐聚比勒陀利亚,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到场了。在这个历史性的就职日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是南非空军战机释放着代表国旗颜色的烟雾从空中掠过向新总统致敬。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在场的南非人,我想特别是南非黑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我们似乎在同一瞬间意识到,这些长期以来在我们头顶耀武扬威的战争机器,现在是我们的而不再只是他们的了。这的的确确是最深刻意义上的我们的国家了。

				纳尔逊·曼德拉在他的大女儿陪伴下到场时,保安部队、警察、监管机构的首脑正步走到他车前,向他敬礼,然后护卫着他们的国家首脑继续行进。这一时刻真是让人百感交集。仅仅几年之前,他还是他们的囚犯,而且被当做恐怖分子遭到追捕。这是怎样天翻地覆的改变啊!他邀请他的白人看守作为嘉宾参加了就职典礼。这是他以自己的惊人方式做出的许多姿态的第一个,展示了他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襟。他将敦促同胞们为和解而努力,他将成为推动和解的强大力量,而和解将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职责,他已经指定由这个委员会来处理我们国家的过去。这个曾经被污蔑诋毁、被当做危险逃犯遭受追捕的人,转而成了宽容与和解的化身,让那些曾经仇恨他的人心悦诚服。囚犯变成了总统,为全世界景仰、赞美和当做英雄般崇拜,成了国际上最受尊敬的国家元首。南非从未像1994年4月以后那样接受过如此众多的国事访问。几乎每一个国家元首都希望和我们的总统合影留念。



			 				然而,我们还是不由得担心,这一切会不会在我们眼前破灭。我们害怕国内某个地方的某个狂人可能会肆意妄为,颠覆整个谈判进程。但是没有发生。有很多事情出了问题,有些明显是蓄意破坏整个计划,但是没有发生能够阻止国家前进步伐的事件。

				是的,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眼前。他们见证了这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件。多少人担心和预言的恐怖血洗没有发生,这些令人吃惊的南非人—白人和黑人—共同成就了相对和平的过渡和权力的转移。

				我们在对非正义、压迫和邪恶的抗争中大获全胜,我要在此对国际社会说,没有你们的帮助、祈祷和对我们事业的支持,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以极大的荣幸代表千百万同胞说:“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胜利真正就是你们的胜利。谢谢!”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我曾说:“现在对南非产品的抵制已经解除。”讲话后,一位中年妇女凑过来对我说:“大主教,我听了您的讲话,的确心悦诚服。但从小我的父母就教育我要抵制南非货,我也教育自己的孩子抵制南非货。所以即使现在买南非货时,我还是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我的整个人都在说我做了什么错事。”我想恐怕没有哪一种事业能像反种族隔离那样唤起那么巨大的热情、那么无畏的献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我的祖国那样得到那么多人、那么长期的祈祷祝福。在某种意义上,如果真有奇迹要发生,则非南非莫属。



			 				在我当选为大主教时,我为自己在任期内确定了三个目标。其中两个与圣公会(新教)内部工作相关。其一即接受妇女担任牧师职位,这在1992年得到批准,我们的教会也因此更为充实,更为祥和。另一目标是将大而无当的主教教区分解为较小的传教单位(我未能得到教会的支持)。第三个目标就是解放我们的人民,无论白人还是黑人,我们在1994年做到了。

				因此,我的妻子丽雅和我可以欢欢喜喜等着我1996年退休养老了。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的事情,看到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从种族主义的镣铐枷锁中解放出来。

				1975年我成为约翰内斯堡教长后,就以公开明确的立场参与了斗争。1976年我曾致信时任首相的沃斯特先生,警告他黑人社区的愤怒情绪正在日益高涨。他对我的信不屑一顾。几个星期后,索韦托发生了暴动,南非从此再也不是从前的面貌了。我在公共舞台上活动了20年之久,现在政治进程已经实现正常化,我也该退出中心舞台了。

				我实在太向往老公民的退休生活了,但却没有料到,我们的主教会议、总统以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合力打破了我们尽善尽美的退休计划。





				第二章 纽伦堡还是全民遗忘?

				 —第三条道路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少数白人独霸政治权利,并因此而得到了其他各种权力和特权。他们用邪恶与卑劣的手段维持着高压统治。这些白人利用所谓“单肤色统治”制度,声称人的价值在于其特定的肤色、种族特性和人种。既然具有这些特质的人为数不多,单肤色统治也就只能属于全体人类中有限的少数人了。

				在古希腊,本来聪明睿智的亚里士多德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认为人的特性并非每个人都普遍拥有,因为奴隶就没有这样的特性。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居然没有注意到其观点的无比荒谬。他的主张一定让奴隶主大感宽慰,因为既然奴隶不像他们一样是真正的人,那么奴役奴隶也就谈不上残酷,而是心安理得的了。(如此说来,重获自由的奴隶会突然间得到人性!)古人相信如此不合理、不道德的思想尚可原谅,但种族隔离的实施者却不是蒙昧的异教徒,因此不能以无知来开脱。他们声称自己是西方人,和西方人一样文明,更有甚者,他们还是基督教徒。这是他们在反对制裁时竭力强调的一点。他们还成功地说服了轻信的西方,使其相信南非实际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对抗苏联共产扩张主义蹂躏的最后堡垒。他们读《圣经》、去教堂—他们居然去教堂!我记得有一次和我的岳母驱车经过一个荷兰新教教堂。她是家庭佣工,文化程度不过小学。教堂外的停车场上泊着几十辆车,我指着这些车说,布尔人显然是群敬畏上帝、虔诚礼拜的人。我的岳母笑了笑,轻声说:“我的孩子,如果上帝像对待他们一样对待我,我也会经常来做礼拜的。”



			 				我们的人民常常对这不可思议的现实感到大惑不解,那些如此恶劣地对待他们的人居然不是未开化的异教徒,而是自称为基督徒、和他们读同一本《圣经》的人!因此,种族隔离的鼓吹者真的无法为其怪异的主张找到借口。他们和我们同读的《圣经》讲得非常明确,赋予人类—每个人都不例外—以无限价值的,不是这个或那个生理或其他外在特质。不,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这是与生俱来的,是一个整体。它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化身、上帝的总督、上帝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任何人就是名副其实地亵渎上帝,就是向上帝的脸上吐唾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怀着满腔热情为正义和自由而战。激励我们的不是政治动机,而是《圣经》的信念。在非正义和压迫的情况下,《圣经》成了最具颠覆性的书。

				我们常常试图指出种族主义的荒谬,希望我们的白人同胞能够感到羞愧,并放弃这荒唐可笑的东西。例如,我会说我们不妨用大鼻子来代替肤色,因为我自己有个大鼻子。假设某大学不是像种族隔离制度下专为白人而开,而是为大鼻子设立的,首要的要求是鼻子要大,而不是学业。如果你不幸天生有小鼻子的残疾,就必须向小鼻子事务部申请批准进入专为大鼻子开设的大学学习。大部分听了我这个故事的人,都会为它的荒唐和愚蠢笑得前仰后合。如果现实也只是个笑料就好了。

				我父亲是小学校长。尽管做佣工的母亲几乎没有文化,家庭收入也微薄得不值一提,但在种族隔离被国民党政府制度化、系统化之前,我们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庇护,免受了南非种族主义最严酷的迫害。我没有什么政治意识,甚至认为种族主义的秩序是上帝的旨意。事情就是这样,你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接受,不要多事。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极好地调整了自己,适应了哪怕是极端恶劣的环境。我们住在芬特斯多普。这个约翰内斯堡西边的小镇,后来因成为新纳粹布尔人(AWB,或阿非利卡抵抗运动,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反对对种族隔离的有限改革)的总部而臭名昭著。我常常从贫民窟到白人镇上为父亲买报纸。我总是能看到流浪儿在白人学校的垃圾桶里翻腾,并常常能够找到白人孩子丢掉的完全可以食用的苹果和三明治。白人儿童更喜欢妈妈为他们准备的食品,而不是政府为他们(不包括黑人儿童)提供的免费午餐。种族主义的畸形特性之一,就是那些没有需要、自己可以负担得起食品的学生可以得到免费食品,而那些急需高质量食品但买不起的孩子反而得不到免费午餐。这或许仅仅因为他们的父母无权无势,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是隐形人,只有让他们干活时,而且常常是做仆人时,才被人想起。我注意到了这种待遇上的差别,但不敢说那给我留下了什么不可磨灭的记忆。只是很久以后维尔沃德博士对黑人实施所谓“班图教育”的劣等教育制,并停止在某些黑人学校发放免费食品后,我儿时的记忆才重新被唤醒。当被问及为什么停止这种相当经济但可有效帮助最贫穷的人们战胜营养不良的做法时,维尔沃德博士的回答令人瞠目结舌,尽管他的话完全符合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无理逻辑。他说,如果不能人人有饭吃,那么就谁也别吃。这真是登峰造极了!我们为什么不去救治那些患了肺结核的人呢?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不能救治所有病人,我们就不该只救治其中一部分病人。之所以有这样肆无忌惮的一派胡言,就是因为受害者没有政治权利。他们无法把你选下台。



			 				在罪恶的通行证制度下,黑人的行动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每天都有许多人因此被捕。16岁以上的所有黑人都必须携带通行证。如果警察要求出示通行证而你恰好没有带在身上,就被视为违法,即使解释你只是出来买包烟,通行证忘在办公室的西装口袋里,也无济于事。整个制度就是要剥夺你的自我价值。黑人没有权利进入城区,能进城完全出于其主子的慈悲和恩惠。每天都必须出示通行证,否则就得加入蔚为壮观的戴上了手铐的违法者的长队,而警察则等着凑满足够的人然后把他们塞进一辆辆军车。这一切带来的日复一日的当众侮辱是难以言表的。这种军车叫做载人面包车或Kwela-Kwela(来自警察用科萨语向他们的俘虏叫喊的“上来,上来”)。堂堂正正的人被关进惯犯的囚室,第二天又被法庭上办案的出奇速度搞得大惑不解:每人两分钟,一种“载人传送带”式的正义。未及他们叫出“纳尔逊·曼德拉”的名字,这些人就已经被认定有罪,并判处了过重的罚金或监禁。这种违反人权的遭遇是几乎每一个黑人都曾经历过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曾陪伴做老师的父亲进城。当他也被毫不例外地拦住时,我的心里是多么为他难受。不过也有蹊跷的事。由于他受过教育,他有资格享受所谓的“豁免”,普通的通行证法对他不适用,他享受其他黑人没有的特权,即可以购买专供白人的酒而不必担心被捕。但为了让警察知道他享受豁免,就必须携带并出示他的高级文件—豁免证。因此,他也无法免遭被拦住去路、被喝令出示豁免证的当众侮辱。这让我感到恶心。

				我们的许多邻居还遭受了更侮辱人的入户通行证检查。家是一个人的堡垒?根本没有这回事。警察专挑最能让人烦的凌晨时分闯进来,大叫大嚷着把人们轰下床,没有一点起码的礼貌:“Kom, Kom―maak oop, julle verdomde kaffers.”(快点儿打开!你们这些可恶的黑鬼!)衣不遮体的母亲惶恐地瑟缩着,孩子们发出尖叫,做父亲的则无力地站在那里,一点也没有男子气概,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丧尽尊严—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在法律的眼里,他是无足轻重的,只有三等公民的最低权利。



			 				降临到头上的常常不是什么大事、什么令人发指的恶行。不,那是一些日常的骚扰、琐屑的无礼行为和细碎的侮辱—尊严不总是被踩到脚下,也不总是被长筒皮靴践踏,尽管这样的情况也同时存在。比如陪父亲去商店时就经常碰到。父亲是个有教养、有尊严的人,但柜台后面的小丫头竟张口叫他:“嗨,小子!”她这样做仅仅因为她是白人。我的心为我的父亲死了许多次。他常常不得不强扮笑脸讨好没有家教的坏孩子。我知道他对此无能为力,即使到别的商店,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有时也有例外,但罕见得如炼狱中的冰雪。这种待遇贬低了我们的人民,深深地侵蚀了他们的自尊心。

				我担任教长、后来担任大主教来到约翰内斯堡时,丽雅和我须经“批示”方可进入城区。我们必须到土著人事务专员办事处,在通行证上加盖适当的印章,以示在我就任教职期间允许我们住在约翰内斯堡。许多黑人必须排长队等待,而白人主子们要么在谈天、要么读报、要么饮茶。等他们终于屈尊办案时,也从不会以礼相待,而是吆三喝四,让本来已经晕头转向的乡下人更加无所适从。黑人官员的态度稍好一些。丽雅被允许作为我的配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遭受的是双重歧视—作为黑人,还作为妇女。她甚至享受不到黑人男性的那点可怜的权利。

				在政府眼里,关键在于你是黑人,这是最重要的事实,而不是你其实也是人。如此这般,即使我担任约翰内斯堡的大主教并身为诺贝尔奖得主,在紧急状态下,我的夫人和女儿也有被拦截并在路边被当场搜身的可能。由于我的抗议,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她们得以被带到附近的警察局进行搜身。如果这是他们给予黑人名人的惯常待遇的话,那么对其他地位卑微的黑人又有什么干不出来呢?我自问,当然更知道可怕的答案。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总报告所引述的一份材料中,后来成为宪法法院副院长的帕埃斯·兰嘉大法官讲述了他作为一个黑人的经历。





				我第一次和司法系统打交道还是……1956年在德班当工人的时候。正是在此期间,我感受到了1950年《人口登记法》第30号的某些条款、1945年的《土著合并法(城区)》第25号以及当时其他歧视性法律所带来的痛苦、愤懑和侮辱。对我的直接影响是我为这一切的不公平、不公正深感失望。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什么种族这个因素可以决定我应该住在哪里、可以在哪儿工作。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住到男人的宿舍去,只有得到许可证才能到城里和父母一起住。……我正青春年少,意气风发,认为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什么都无法阻挡,但是我错了。我的梦想遇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它在我的周围精心构筑了无理的、屈辱的,而且常常是敌对的环境,其意图就是要打击像我这样希望为自己也为周围的人改善境遇的人……

				通行证法和进城控制条例是影响我早年生活的整个法规体系的核心……我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排着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长队。排到头时,一般遇到的都是蛮横的小干事或官员,或许在你的“dompas”(当地指通行证的土话)上赏你一个什么验证章。进城控制办公室的整个程序令人痛苦而屈辱,有些方面甚至给成千上万受其管辖的人造成了深深的侮辱。我记得作为一个17岁的孩子,我不得不扭过头去,把眼光避开那些赤身裸体的成年人,徒劳地希望以此为他们挽回一点尊严。我们排在队里的人都必须裸体,以方便这种有辱人格的检查。如果在许可证的期限内没有找到工作,就可能被土著事务法庭宣布为“闲杂班图”,面临被发送农场居住地的可能。许多人被送上这个法庭,并因为未能及时出示身份文件而被判刑……



			 				但是,把这些明目张胆的歧视性和压迫性法律写入法典只是一个方面。其丑恶性又因执法的白人和黑人官员的粗暴、残忍和麻木而变得无以复加。这是一种对前来办理手续或求助的人的敌视和威胁的文化。当局的面目是对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们的战争面孔,而人的尊严则是战争的牺牲品。





				1948年当政伊始,种族隔离政府就开始了疯狂的种族主义立法过程。他们废弃了许多黑人城镇,搬迁了许多安居的社区,把上帝的子孙都扔到了与垃圾场毫无二致的班图斯坦黑人定居区。垃圾可以扔,人是不能扔的。但这恰恰就是他们给予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的待遇,而这些人的罪过是生为黑人。他们把我们当物件对待。我们有一首战斗歌曲:“Senzenina? — Isono sethu bubumnyama”(我们拥有什么?—生为黑人就是我们的罪孽)。国民党把种族隔离发展到了极致—我们在居住、就学、娱乐和工作上均被隔离。我们被禁止跨种族婚配,跨种族的性事是禁忌,混血婚姻也是禁忌。就业保留制使黑人无法从事某些专为白人保留的职业—而今天他们则在大喊这样的做法“令人恶心”。



			 				35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这一无情的社会工程试图搅碎南非这块各种族融合而成的蛋糕。这些仅仅是统计数字,但强制迁移计划的受害者却是有血有肉的人啊!丽雅和我是在约翰内斯堡以西19公里处的黑人小镇蒙谢韦尔的罗马天主教堂结的婚。那座教堂连同许多居民住宅都被夷为平地,因为蒙谢韦尔注定是要拆毁的。这个行动是个走调的音符,是本应成为一片洁白百合的地区的一个污点。只是由于雷昂·维塞尔斯的干预,蒙谢韦尔才得以幸免。他是国民党议员,后来为种族主义深表歉意,并出任为我们制定了出色宪法的制宪议会的副主席。但是,其他地方则没有这么幸运。我生活或学习过的地方至少有五个—例如索菲亚镇—就未能幸免。有一个人在约翰内斯堡当花匠,在一个村里为自己修建了一个不错的小家。一天听说他家的村子宣布要拆除,整个社区要迁移,他请求给他个照顾,并得到批准,他想亲手拆掉自己多年来苦心营造的小窝。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已经吊死在树上。他无法承受,他自杀了。

				开普敦的桌山脚下,是市里最为热闹和时髦的部分,叫做第六区。过去这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多种族聚居区,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和睦相处,没有什么种族主义事端。后来,国民党掌权,通过名称古怪的“社区发展部”,以种族和睦的名义,宣布第六区必须关闭。于是,有色人和非洲人都被迁移到离他们工作的市中心数英里之外的地方,被迫从宽敞的宅院搬进一个贫民小镇拥挤不堪令人窒息的火柴盒式的房子里。我担任大主教不久,就访问了邦特赫维尔,一个种族隔离的毒瘤。在其中一个极小的蜗居里,住着我们教区的一个教友。老人1960年从第六区迁到这里,而当时已经是1986年了。那些没有打开的塞满家什的盒子箱子,在简陋的房子里摊得到处都是。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打开时,他回答说他等着回到第六区的家。那350万人就是这样的人。老人怀着破碎的心离开了人世,箱子依旧没有开启。



			 				有人制作了一个题为“第六区”的音乐剧,描述开普敦这个区域的繁华以及后来如何屈从于种族隔离的疯狂。我的一个属下儿时曾住在第六区,看完表演回来后告诉我们,他禁不住流下了怀旧的泪水。他母亲晚年时曾对他说她想回家,意思是要回到她第六区的旧宅。史蒂芬·奈都和他经商的父亲及母亲、姐姐从德班搬来。他父亲发了财,在开普敦附近的立特里特盖了幢大宅子。史蒂芬成为开普敦罗马天主教大主教。我向他讲述了我下属的话,他反过来让我猜猜他看了同一场演出时的感受—他也一样痛哭流涕。社区发展部宣布他们居住的区域为白人区,因此奈都一家必须搬走。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守寡的母亲请求当局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里,但是徒劳一场。于是他们找到了与别人合住的一套一室单元房。白天他们不得入内,史蒂芬和姐姐只好坐在附近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直到允许他们回家的时候。听了他的讲述后,我突然意识到许多貌似正常的人,实际上都满怀愤懑和痛苦的重负,而这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不是白人。

				我们全家从我留学的英国回国时,假道法国、意大利和圣地[1]。我们的目的地是东开普省的艾丽斯,我将在联邦神学院执教。一到南非,我们就到东伦敦市为新居添置家具。午饭时间到了,我们知道没有餐馆让黑人就餐,于是只好买了鱼和薯条坐在停靠路边的车上吃。几个星期前,我们还可以在巴黎的上流餐馆里享受法式美食,在我们自己的祖国却办不到。



			 				我们经常到东伦敦的海滩上野餐。留给黑人的那块沙滩景致最差,周围只有很少的岩石。不远处是个带小火车的游乐场,在英国出生的小女儿这时就会说:“爸爸,我想荡秋千。”我心里沉甸甸的,只能心虚地对孩子说:“不,宝贝儿,你不能去。”如果我的宝贝坚持要去,我又该怎样回答她呢?“可是,爸爸,其他的小孩在玩呢!”我怎么能跟她说她不能去是因为她不是能去的那类人呢?我内心死去过许多次,不能直视孩子的眼睛,因为我觉得没有了人格,受到了巨大的侮辱和贬斥。我现在体验的一定是我父亲在他的儿子面前被羞辱时的心情。

				种族隔离系统地剥夺了有色人、印度后裔以及特别是黑人的权利,扼杀了他们的人性。它给这些人提供的是形同儿戏的教育,住房不足,医疗缺乏,使孩子们罹患原本极易预防的疾病;它通过合同工制和单性别宿舍,破坏了黑人的家庭生活。种族隔离无所不在,给其受害者造成了不必要的和无法言喻的痛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不是白人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这一罪恶制度的迫害。黑人完全有权以满腔仇恨,向白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声讨种族隔离的罪行。我们的新任司法部长杜拉赫·奥马尔说我们是一个“受害者的国度”,这种描述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恰如其分。但我们还要欣喜地宣布我们也是幸存者的国度,其中不乏以其宽宏大量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精神震惊了整个世界的杰出人物。

				现在担任美国凯洛格基金会牧师的马鲁斯·马普尔瓦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一个热情奔放的积极分子,在黑人觉醒运动中是史蒂夫·比科的密友。他和其他人一起,在贫困交加、颓废绝望的农村社区中进行了至关重要的社区发展和医疗工作。因此,他和妻子被无孔不入的安全警察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并经常遭到骚扰。他们常常未经审讯就被关进监狱,他被处以五年禁行令,行动被限制在东开普城区内。正是在此期间,他设法甩掉了警方的盯梢,来到约翰内斯堡,在我的办公室里和我见了面(当时我担任南非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他说在他频繁地遭受拘留的那段时间,安全警察告诉他:“我们统治着这个国家。”当他们照例折磨他的时候,他常想:“这些人也是上帝的子孙,但他们却像禽兽一样。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恢复人性。”有这样卓越的人加入其中,我们的斗争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994年4月27日是个转折点,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它预示着新的南非将如那些竞选口号所说,成为一个民主的、无种族主义、无性别歧视的南非。这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残酷压迫和极端不公的种族隔离旧制度被废除。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人还会承认自己曾是这个邪恶制度的支持者。

				受伤的人不会再因为风驰电掣奔向出事地点的救护车是专为救治另一种族的人而被遗弃路边。再不会有人被迫离开家园,然后像垃圾一样被抛进贫困的班图斯坦家园(专为黑人设立)。上帝的子孙再不会受到把南非人口像牲口一样分类的种族分类局的侮辱。(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经常被划分成不同的种族,肤色稍深的被归入较低级的一类。有些人宁肯自杀,也不接受这种荒唐专横的分类。)孩子们再不用接受号称为教育的那碗“薄粥”,这种教育实际上是要让黑人儿童接受永远的奴役,顺从至高无上的白人主子。这一教育制度的始作俑者、种族隔离的高级祭司、后来担任首相的维尔沃德博士,曾大言不惭地说过:





				学校必须使班图人(南非黑人)适应其经济生活的需要……如果在实际中不能运用,把数学教给班图孩子又有什么用?……教育必须依据人们生活中具有的机会而施教授业……[2]





				我要说“再也不会了”,因为在新南非的确如此。我们再不可能合法地、秩序井然地通过立法,将无数人的生活从尘世打入地狱,因为新南非的至高权力不在议会,而在我们的新宪法,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具人权取向的宪法。立法不能仅仅凭议会的癖好,而是要得到我们的最高法院—宪法法院的批准。诞生时间还不长的宪法法院已经表明,它能够打击一切有悖于宪法宗旨和条款的行为。宪法不是一纸空文,而是所有南非人通过其当选代表达成的庄严契约。

				新的制度安排带来许多新气象。但是旧制度的某些方面还会苟延残喘,好像沉重的裹尸布笼罩着新时代。谁也没有那样的魔杖,可以让新制度的设计者手执着挥舞、嘴里念叨着“嘿,快变”,就会把南非在一夜之间变成到处流淌着鲜奶和蜂蜜的天国。持续半世纪之久并以残酷手段得到有效加强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余毒,还会在今后的很长岁月中影响着我们。

				许多南非人都对种族隔离有着可怕的记忆。他们忘不了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人们对通行证法进行和平抗议示威,警察惊慌失措,向人群开火,69人倒地身亡,其中许多是在逃跑时被击中了背部。人们也忘不了1976年6月16日的索韦托起义。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反对将阿非利卡语定为授课语文的抗议游行中被射杀。(阿非利卡语被视为压迫者和种族隔离执行者的语言,因为1948年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国民党绝大部分人操阿非利卡语。)还有那些在被警察拘留期间神秘死亡的人。当局称这些人自杀了,有的用皮带上吊了,有的洗澡时踩在肥皂上摔死了,有的则从牢房或审讯室跳窗自杀。这些话可能大部分的白人是相信的,但却根本无法让黑人相信。我们还被告知有的人是自残而死。黑人觉醒运动年轻的学生领导人史蒂夫·比科就是其中之一。据说1977年9月,他在和审讯者发生不可思议的无理争吵时,以头撞墙。史蒂夫被赤身裸体用警方的卡车驱车1500公里送到比勒陀利亚,据说是要接受治疗,可是到达不久他就死了。谁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在他被监禁的伊丽莎白港对他进行急救,或者为什么必须让他赤裸着处在昏迷状态下被送往比勒陀利亚。



			 				人们记得1985年在夸祖鲁―纳塔尔省阿曼泽姆多蒂的爆炸事件。放置在一家购物中心外垃圾桶中的爆破弹,在忙着圣诞节采购的人群中爆炸,死5人,伤60多人。还有1986年的玛古酒吧爆炸事件。罗伯特·麦克布莱德和两个同伙在附近安放了汽车炸弹,死3人,伤69人。据说这是以邻国博茨瓦纳为基地的非国大武装派别“民族之矛”首领下达的命令。

				许多南非人看到用所谓“项链”酷刑残忍地将人处死时,无不感到恶心。施刑时将灌满汽油的轮胎套在受害者的脖子上,然后点火。这种可怕的处决方法是城里支持非国大的“同志”们用来惩治“叛徒”即被怀疑和国家合作的那些人的,也被用在交战的各派解放运动的自相残杀上,比如被禁的大部分由非国大的同情者组成的联合民主阵线(UDF)和主张由史蒂夫·比科发起的黑人觉醒运动各项原则的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之间的争斗。令我们无比震惊的是,人,年轻人,居然能围在这样一个痛苦挣扎的人周围起舞。种族隔离既剥夺了实施者的人性,也剥夺了受害者的人性。在这一点上,种族隔离做得真是太成功了。



			 				人们为1983年5月比勒陀利亚教堂街上的屠杀所震惊。巨型炸弹在南非空军总部外爆炸,死21人,伤200多人。非国大宣布对此次爆炸负责。最晚近的则是1993年7月开普敦圣詹姆斯教堂的大屠杀。在那次袭击中,泛非大会(PAC)—即1959年脱离非国大的解放运动—两名成员冲进星期天的礼拜仪式,用机关枪杀死了11名教徒,伤56人。在这场城市游击战中,似乎已经无所谓神圣可言。

				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暴行充斥于我们的历史,各方面都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段历史、这段过去。我们不能装作这一切并未发生,许多事情人们还记忆犹新。

				实际上,对于向新的制度安排过渡时我们是否应该有效处理既往历史的问题,并不存在异议。不,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而在于如何处理仍历历在目的过去。

				有些人希望借鉴纽伦堡审判的模式,将所有严重违反人权的罪犯都捉拿归案,让他们经受正常司法程序的煎熬。结果发现这条路根本行不通,也幸好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及其轴心国,因此得以实施所谓“胜利者的正义”。被告一方毫无发言权,而且由于坐在审判席上的如俄国人本身也是人权的严重违反者(在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审判过程让不少德国人耿耿于怀。纽伦堡审判50年后,我参加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在纽伦堡当年的审判厅里举办的专题讨论时,仍有这样的感觉。德国人接受了纽伦堡,因为他们一败涂地,胜利者可以在被打翻在地的败军身上再踏上一只脚。在南非,任何一方都无权实施胜利者的正义,因为没有一方取得了可以赋予这种权利的决定性胜利。因此,纽伦堡方案被那些为向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过渡而进行艰难谈判的人拒绝了。



			 				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如果种族隔离的安全部队认为在谈判结束时他们仍将作为肇事者面临法律的严惩的话,他们就不会支持使我们得以实现从压迫到民主的相对和平过渡这一“奇迹”的谈判解决方案了。(当时多少人作出了可怕的预言,认为会发生血洗事件,我们会被全面的灾难压倒。)他们仍掌握着枪杆子,仍然有能力破坏整个过程。

				作为和平过渡的受益者,有些南非人,还有一些国际人士,喜欢喋喋不休地抱怨没有将所有罪犯绳之以法。事实上,我们都很健忘。我们忘了1994年之前我们一直焦虑不安,一场全面的灾难如在弦之箭,一触即发。由于上帝的慈悲,我们得以幸免。那些享受着新制度安排的人过早地忘记了这一切原本多么脆弱、多么渺茫,忘记了整个世界仍然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这一奇迹的展开。奇迹是谈判解决的结果。如果谈判一方坚持将所有肇事者送上法庭,就不会有谈判解决,也不会有民主的新南非。纽伦堡后盟军可以打起铺盖回家,我们南非人可是要朝夕相处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首席大法官伊斯梅尔·马霍麦德在他担任宪法法院副院长期间,当有人对法律中的大赦条款提出违宪质询时,他才能够赞许地引述马尔文·弗兰克尔大法官在其所著《走出黑夜的阴影:为国际人权而战》 [3]一书中的话:





				惩罚人权罪犯的要求,可能带来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因为没有单独的或简单的解决方案。尽管关于纽伦堡审判的争论仍在继续,但那段历史—对战败国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与一国审判自己的罪犯时遇到的可能分裂国家的微妙而危险的问题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一个在压迫性政权下分裂的民族,不可能在压迫一结束时就能突然达成团结一致。人权罪犯是公民同胞,和每个人朝夕相处,他们可能有权有势,而且异常危险。如果军队和警署曾是恐怖的化身,那么士兵和警察也不会一夜之间变成尊重人权的典范。他们的数量和对杀伤性武器的精通仍然是生活的重要现实……士兵和警察可能在等待时机,阴谋卷土重来。他们也可能希望保住或赢得大众的同情。如果对他们太过严厉—或者法网撒得过宽—就可能事与愿违,正中了他们的下怀。但是,他们的受害者不能简单地宽恕和忘却。

				这些问题不是抽象的大话,而是当今十几个国家面临的严酷现实。如果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更多的国家摆脱了恐怖政权,那么类似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由于情况各异,问题的性质也各不相同。





				马霍麦德大法官接着谈到南非的局势:





				要想成功地谈判过渡,过渡的条件就不仅应该得到被迫害一方的同意,也应该得到因为向“以自由与平等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引自宪法]的过渡而感受到威胁的那些人的认同。如果宪法永远保留着不断反击和复仇的可能性,那么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因落实宪法而受到威胁的人们的认同……[4]





				纽伦堡审判的方案之所以不为南非的谈判者青睐,还有其他令人信服的重要原因。那些原因会给本已负担不轻的司法系统添加更加难堪的重负。我们有过这类案件的经验,比如1995年和1996年对前警察局死刑队头目尤金·德考克的公诉,然后是1996年对前国防部长马格纽斯·马兰将军及其他一些将军和军官的公诉。司法部和安全部门(警察)调集许多人力、历时18个月才成功地将德考克送上法庭,由于他曾担任公职,国家不得不负担其高达500万兰特的法律费用,此外还有诉讼及诉讼机构和证人保护计划的费用。在马兰及其同案犯的案件中,公诉失败,而费用则达到了天文数字,几近1200万兰特(200万美元),也由国家来负担。在一个资金紧张,教育、医疗、住房等诸多领域问题重重、亟待解决的国家,必须在国家能够负担什么的问题上作出艰难的抉择。

				我们也不能允许这类侵犯人权案件的细节向大众传播的时间过长,因为这会让许多人悲伤沮丧,对脆弱的和平与稳定造成过大的干扰。我们当然做不到像纳粹的“追杀者”那样直到50年后的今天仍然穷追不舍。我们必须平衡正义、责任、稳定、和平与和解的各种要求。我们完全可以实行冤冤相报的正义,让南非倒在废墟中—如果这也称得上胜利,那就真是皮洛士的胜利[5],得不偿失了。



			 				审判方案不可行的另一些重要原因在于举证困难。刑事法庭需要案件中涉及的证据经过极严格的审查,且必须就案件提出确凿无疑的理由。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的许多案件中,事件的唯一幸存证人就是罪犯本身,而他们又利用国家的大量资源销毁证据,掩盖其罪恶行径。最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一有机会便谎话连篇。上至内阁部长、警察局局长,下到无一官半职的普通支持者,无一例外。他们撒起谎来肆无忌惮、毫不动摇,就像在赶就要过去的时髦。法庭上常常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受害者与几个肇事者对质,后者一般都是警官和武装部队的军官。他们后来在申请大赦时,承认作了伪证。(委员会与法庭相比被证明是取得真相的更好途径:大赦申请者必须表明他们已经披露了全部事实,方可获得赦免,因而正常的法律程序倒了过来,申请者不再极力推卸披露全部事实的责任。)大法官或地方法官必须有非凡的勇气,才能在白人警官的阵营前,对一个孤独的证人、一个黑人作出有利的判决。

				难怪司法系统在黑人中间臭名昭著。人们认为大法官、地方法官和警察沆瀣一气,让正义流了产。直到最近,所有地方法官和大法官仍然都由白人担任,他们认同白人同胞的思想和偏见,享受着种族隔离给他们提供的巨大特权,因此认为任何反对现状的行为都是共产主义煽动的结果。他们一般都支持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反对被法律排斥在其祖国的管辖之外的黑人。旧制度中的许多大法官都是厚颜无耻的政治受聘者,心甘情愿做不公正制度的同谋,因此对司法制度的名誉毫无补救之功。当然,其中也偶有例外,但总的来说,筹码是大大不利于黑人原告或被告的。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南非黑人对名誉扫地的警察和司法系统的信心。



			 				在此我更应该引述马霍麦德大法官的精辟判断:





				每一个正直的人一定都极不乐意接受这样的结局:邪恶行为的肇事者得以逍遥法外,其自由得到不受宪法制约的大赦的保护。但是使我们选择这条途径的各种情况值得我们仔细琢磨。在那些暴行和酷刑发生的年代里,有关监禁和犯罪调查的法律以及为调查提供信息的方法和文化,都不易进行公开调查、取证和纠正。在这个可耻岁月中发生的一切大都笼罩在神秘之中,不易展示事实和证据。亲人失踪了,有时不知原委,其中大部分已不在人世,不能再讲述他们的遭遇。其他人要么自由遭到侵犯,尊严受到打击,要么在留下深重创伤的内讧和冲突中,名誉受到极为不公的诋毁。恶魔与无辜常常同是受害者。秘密和专制掩盖了真相,把它们藏进了我们历史的阴暗旮旯中。记录难以获取,证人要么身份不明,要么死了,不能或是不愿出庭。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对亲人的伤心记忆和本能的怀疑。幸存者因此承受着深重的创伤,但同时他们又无法将自身的感受转化成经得起法律考验的客观和确凿的证据……[6]





				因此,很多案件缺乏证据,还有一些则因为诉讼时效、因为犯罪发生的时间过于久远而受到影响。马霍麦德大法官在其判决中也指出了这种司法僵局造成的后果:





				如果不赦免犯罪的人,使其免于刑事诉讼,那么另一条出路就是为某些人保留抽象的诉讼权,但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胜诉,继续让许多案件中受害者的家人不明真相,不知道他们的亲人究竟出了什么事,使他们对真相的渴求永远得不到满足,使他们永远无法平息心中的义愤和痛苦;与此同时,肇事者可能保住了自由之身,但却无法成为新秩序的积极、全面和开创性的参与者,因为他们内心混杂着迷茫、畏惧、内疚、不安,有时甚至是惊恐。[7]





				因此,审判作为处理历史问题的各种可能方式中的极端方案,被否决了。

				还有些人反对审判的方案,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应该让过去的事就过去吧。这一方案是前政府及执行其命令的安全部队所竭力寻求的。他们吵吵着要一个一揽子方案或是全面大赦,就像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及其追随者对自己实行大赦,并以此作为放弃军管、将政权移交平民政府的先决条件。尽管他们同意任命一个真相委员会,但委员会只能关起门来审案,而且不能审查皮诺切特将军本人及其政府和安全部队的档案,即使审查也不是为了定罪。皮诺切特将军以及政府和军官宽恕了自己:只有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集被告、原告和法官于一身。由于智利大赦的宗旨不像南非那样是为了确定责任,我坚决支持最近对皮诺切特将军的引渡请求。我们不能容忍罪犯不仅可以决定是否赦免自己,甚至还不允许他人质疑他给予自己大赦的依据以及所赦免的罪责。



			 				南非的情况则是不实行全面大赦。每一个参与迫害行动的人都必须单独提出申请,并接受一个独立小组的审查,由它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获得赦免的苛刻条件。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人们也强烈地感到普遍大赦等于遗忘,有人指出,我们任何人都无权说“让过去的事过去吧”,然后挥手间一切就真的过去了。我们的共同经验其实恰好相反—过去的一切不是消失了、沉寂了,而是令人尴尬地顽固存在着,它将不断回过头来纠缠我们,除非我们彻底地解决一切。我们必须直面禽兽,否则它就会反过身来要挟我们。

				英国人和阿非利卡人(荷兰、德国或法国胡格诺教派的白人定居者)在南非的历史就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实例。在20世纪初的英布战争中,英国人把20万布尔人,包括布尔妇女、儿童和在布尔人农场上干活的黑人劳工,关进了当时英国人的新发明—集中营,这在后来希特勒疯狂推行纯雅利安血统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时变得臭名昭著。大约5万名囚犯在非人的条件下死去。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都没有坐下来讨论战争这个方面的问题。当时留下的创伤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抚平,英国和阿非利卡的定居者似乎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在表面的友好下面,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并不稳定和轻松。1998年,我从慕尼黑去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会议。陪伴我的是一个年轻的阿非利卡人,他说他还清楚地记得祖母对他讲述的在集中营里发生的种种悲剧,一想起这些故事,他就觉得愿再打一次英布战争。



			 				在纽伦堡附近的前达豪集中营建有一个纪念馆,纪念当时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可以看到毒气室和火化犹太人尸体的焚尸炉。毒气室看上去平淡无奇,好像普通的浴室,直到你看到将致命毒气注入浴室的喷头。纪念馆里的一些照片显示,囚犯们跟在铜管乐队后面将难友送去处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德国人是那么有章法、有系统。他们将一切记录在案,包括他们进行的人类忍受力实验—当然实验品是“劣等的”、非雅利安的犹太人囚犯。照片将一切都摆在我们眼前,一张张痛苦万分的脸扭曲成了怪兽的模样。

				纪念馆入口处上方,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的话发人深省:“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那些在南非为我们的未来而谈判的人懂得,除非我们承认过去并加以妥善处置,否则过去就可能毁掉我们的未来。

				全民遗忘之有害无益,还有另一个显著的原因。选择这条路无异于让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再次成为受害者。这意味着否认作为其自我重要部分的那段经历。智利剧作家阿利埃尔·多夫曼写过一个题为《死亡和少妇》(Death and the Maiden)的戏。少妇的丈夫刚被任命为国家真相委员会的成员。她正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有个人的车抛了锚,进来求助。少妇看不到他,但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并认出他就是几年前自己被拘留时折磨和强奸她的那个人。下一幕中那个人被绑了起来,无助地等待她发落。她举枪对着他,真想一枪把他打死,因为他拒不承认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而且不断地找出借口证明自己不在现场。僵持很久之后,他终于承认他就是肇事者,但奇怪的是,她把他放了。他的矢口否认击破了她的心底、她的完整性和她的自我,而这一切都是和她的经历、她的记忆密切相关的。否认颠覆了她的人格。她其实就是她的记忆,犹如一个早老性痴呆症患者不再是那个我们曾经熟悉的同一个人。



			 				我们的民族力图恢复和肯定那些长期被迫缄默不语、被变成了无名氏和边缘人的受害者的尊严和人格。现在,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他们将有能力叙述自己的故事、唤醒自己的记忆,并在公开的诉说中,使其个性和不可剥夺的人格得到承认。

				当听取受害人的证词时,由于我们不是刑事法庭,我们是依据平衡各种可能性来确定事实的。既然立法赋予我们权利,让我们恢复受害者的人性和公民尊严,于是我们允许那些前来作证的人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证实这些故事,但我们很快发现,正如宪法法院大法官奥比·萨克斯所指出的,真相也有不同的种类,而且并不相互排斥。既有可验证、可记录的法医鉴定的事实性真相,也有“社会性真相,通过交流、讨论和辩论达成的经验真相”。[8]个人的真相,即马霍麦德大法官所说的“受伤的记忆的真相”是可以抚平创伤的真相,而真正的法庭则往往可能让许多没有受过教育、头脑单纯的证人,更加困惑,创痛更深。但是,很多人都可以证明,来到委员会面前陈述对他们都起到了明显的医治功效。我们是在不经意间从科拉多克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弟弟那里了解到这一点的。科拉多克四人帮是支持非国大的积极分子,他们离开科拉多克的家到伊丽莎白港参加政治集会,被警察残酷杀害,再也没能回家。那个弟弟在其亲戚到委员会的第一次听证会上作证后,在负有责任的警察坦白并申请赦免之前,对我说:“大主教,我们在几个场合向许多人讲过我们的故事,对报纸、电视都讲过。但这是我们讲述后第一次感到卸下了肩上的重担。”





				我们国家的谈判者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一揽子大赦(或全民遗忘)的两个极端。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捉拿归案的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则面临着被捕、起诉和牢狱。

				委员会的重点和大部分工作都和严重违反人权案的受害者及幸存者相关—听取他们的陈述,调查他们的证词,让他们其中一部分人有机会公开讲述他们的故事,起草补偿与和解建议书提交政府。但是,政治家们就大赦达成的协议,使大赦和为处理赦免申请而成立的委员会,成为我们运作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第三条道路也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例如,这种方法会不会让人觉得可以得到大赦,因而鼓励了犯罪呢?罪犯仅仅抱歉并当众受辱就够了吗?正义怎么办?由于大赦一笔勾销了申请成功的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那么剥夺受害人向罪犯和国家要求民事赔偿的权利是否公平?

				我在后面会谈到这一点,但结束本章时我想指出,有条件大赦的第三条道路符合非洲式Weltanschauung(世界观)的中心特点。这在恩古尼语族中叫ubuntu(乌班图),在索托语中叫botho。是什么驱使这么多人选择了宽恕而不是要求赔偿,选择了宽宏大量而不是复仇呢?



			 				Ubuntu很难用西方语言表达。它表述的是人之为人的精髓。当我们高度赞扬一个人时,我们说“Yu, u nobuntu”,即“嘿,某某人有ubuntu”,意思是说这个人慷慨、好客、友好、体贴和热情。他把自己的所有与他人分享。这也意味着我的人格和他的人格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我们绑在一种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的为人是通过他人表现出来的。”不是“我思即我在”,而是“我之为人因为我有归宿”。我参与,我分享。一个有ubuntu的人开朗而乐于助人,他或她肯定别人,不因他人的能干和优秀而感到威胁,因为他或她懂得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并由此具备了充分的自信;当其他人被侮辱、被贬损时,当他们被折磨、被压迫或被低人一等地对待时,他或她也会感到这种屈辱。

				和谐、友谊和共享都是善行。社会和谐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善行。任何颠覆或破坏这一为人神往的善行的事,都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极力避免。气愤、反感、复仇的渴望,甚至于通过恶性竞争获得的胜利,都会侵害这一善行。宽容不只是利他,也是最好的利己形式。使你失去人性的东西必然使我也失去人性。宽容使人们坚韧,使他们在经历种种剥夺其人性的行径后能够生存下来并保持自己的人性。

				Ubuntu意味着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无论种族隔离暴行实施者愿意与否,其人性和遭迫害的人的人性纠缠在一起。在以非人的方式对待他人、给他人施加无以名状的痛苦时,施行者也必然失去了人性。我曾说压迫者人性的损失如果不是超过也绝不亚于被压迫者,而许多白人都认为这不过是那个他们恨之不及、不负责任的图图煽动仇恨的另一个口号。然而,吉米·克鲁格先生谈到史蒂夫·比科之死时令人胆寒的冷言冷语却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的例证。他在一次集会上开玩笑说,史蒂夫·比科是死于绝食抗议,这说明他在南非有自由,他如果愿意,就可以自由地把自己饿死。他说史蒂夫·比科的死“让我无动于衷”。你不能不问,能这样随便谈论另一个人类同胞之死的人,他的人性哪里去了?



			 				当肯尼亚迎来自由和独立时,很多人都认为毛毛将发起运动,通过疯狂的复仇把肯尼亚变成白人的坟墓。然而,肯雅塔总统那么受人爱戴,因此他的去世引起了不小的担忧。人们担心肯雅塔之后肯尼亚会变成什么样子。独立后的肯尼亚ubuntu无所不在。在津巴布韦,经过极为残酷的丛林战后,穆加贝在1980年赢得大选前夕,大谈和解、恢复和重建,让众人大为惊异。这也是ubuntu在起作用。在纳米比亚,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取胜后,努乔马用他迷人的笑脸讨好着每一个人。对白人没有复仇。这是ubuntu在显形。

				当然,情况并非都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初的比属刚果,ubuntu哪里去了?1994年为什么卢旺达人忘记了ubuntu,而是相互残杀,让可怕的种族杀戮笼罩其美丽的国土?我不知道,只是要说ubuntu不是一个机械、自动和必然的过程,我们南非人幸运地拥有一批不只是黑人而是各种族的卓越人物。比勒陀利亚的约翰·史密特先生之子死于非国大搞的一次爆炸事件。史密特先生是阿非利卡人,人们大都认为,他一定会对被种族隔离政府称为共产党煽动的恐怖分子满腔愤慨和敌视。当史密特谈到他儿子的死时,他的一番话让人肃然起敬。他说他不气愤,如果气愤,也是针对种族隔离政府的。他相信他儿子的死,为我们从压迫和非正义到民主和正义的过渡作出了贡献。变革的时候到了。



				 					 						[1] 指梵蒂冈。—译注



					 						[2]《图片中的南非历史:真实的故事》(Illustrate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The Real Story),开普敦,读者文摘出版社,1988年。



					 						[3]Out of the Shadows of Night: The Struggle fo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马尔文·弗兰克尔与艾伦·赛德曼著,纽约,Delacorte出版社,1989年。



					 						[4] 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等VS南非总统等”。



					 						[5] 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在与罗马军队的一次会战中虽获胜,但代价同样十分惨重。“皮洛式的胜利”遂成西方谚语。—编注



					 						[6] 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等VS南非总统等”。



					 						[7] 同上注。



					 						[8] A. 博莱恩(Alex Boraine)与J. 列维(Janet Levy)合编:《一个民族的康复?》(The Healing of a Nation?),1995年。





第三章 时机已到





				为什么南非在此时而非彼时出现了转折呢?

				《新约·加拉太书》中圣保罗在给新使徒的信中使用了一个妙语:“时机已到。”[1]保罗讲耶稣诞生的时机恰到好处,一切都各就各位,诸种前兆都已具备,一切都在恰当的时刻发生了。提前一点会过早,拖后一点又会太迟,当一切发生时,就只有此刻,没有彼时。

				20世纪90年代,自由在最为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共产主义大厦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开放而倾覆。在其强硬派前任如勃列日涅夫的时代,所有这一切变化都不可能发生;如果当时全球的地缘政治图景没有变化,那么其后的一切要么不可能发生,要么会付出惨重得多的生命代价,造成更大的动荡和不安。

				在南非,强悍凶恶的共产主义帝国—即里根所说的“邪恶帝国”—的瓦解是促成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发生变化的因素之一。种族隔离政权成功地哄骗了轻信和听话的西方,让他们相信南非的确是非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了。到1990年,种族隔离政府再没有理由声称必须使用压迫手段根除共产主义的泛滥,因为共产主义已经根除。

				在这世界和南非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得到了无限的祝福,德克勒克替代顽固不化的博塔担任了南非总统。1985年,博塔错失良机,在本该破釜沉舟宣布改革的时候,却把本来是响炮的重要讲话变成了一记蔫炮。很难设想顽固如磐石的博塔会像德克勒克那样,于1990年2月2日在议会宣布让整个世界既震惊又不敢相信的大胆举措:南非的政治进程将实现正常化,解除对政治团体的禁令(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后实行的禁令);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产党将被允许作为合法团体开展活动,南非将努力走出种族隔离不公正和压迫的牢笼。



			 				德克勒克当时的言行为他带来的巨大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的。他在南非的历史上为自己找到了一席之地。无论他这样做出于何种动机,无论我们如何评说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应该为他在1990年的作为而向他致敬。

				我相信,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们就会历经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要说服白人社会,让他们接受通过谈判交出其独揽的政权,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很少有选民会拥戴要把政权交给世仇,并以此为政纲的候选人。德克勒克先生当然没有这样直言不讳。他讲的是权利分享,让本来不中听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变得对选民来说不那么刺耳。他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涯冒险,我们如果不因此赞扬他,就太过失礼了。他本来也许希望通过谈判为白人找到一个位置,使他和追随者得以行使否决权。他也可能希望以三驾马车的方式,轮流当政。但无论怎样,在我们历史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他这个敢于冒险、勇于前进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幸运。

				当然,如果他的对手不能够顺应时代的挑战,这一切也毫无意义。如果德克勒克先生遭遇的是一个身陷囹圄、满腔仇恨、誓死复仇的人,他很可能不会宣布其改革计划。幸而他遇到的是被造就成有良知和卓越品质的人。纳尔逊·曼德拉在狱中赢得了无比的声望,以至许多人担心如此圣人只会让那些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大失所望。实际上,有传言说其运动内部已有人策划谋杀他,因为他们害怕整个世界会因为他不能与形象相符而深深失望。他们担心,非国大可能失去因整个世界为其狱中领袖勾画的高于生活的形象而赢得的巨大国际支持。



			 				我们没必要担心。德克勒克先生遇到的不是一个一心复仇,誓死让白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人。他看到的是一个有着高风亮节、宽宏大量的人,是一个渴望献身于让种族隔离、不公正和种族主义苦痛离间了的人们实现和解的人。纳尔逊·曼德拉出狱时不是满口声言仇恨和复仇的人。他成了和解与宽容的英雄化身,让我们所有人惊异不已。谁也不会因为他大谈和解与宽容而指责他。被捕前他就受过长期骚扰,无法过正常的生活,1990年2月11日被释放出来之前,他已在监狱度过27个春秋。谁也不能说他不懂得何谓痛苦。

				在一张著名的照片里,他在罗本岛和沃尔特·西苏鲁以及背景中的其他人,坐成一行,在庭院里敲石头。这种完全徒劳的苦役,可以以其毫无意义而毁掉意志稍弱的人。我们也知道,他的视力因在采石场做苦役暴露在强光之下而受到严重损伤。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就为摧毁他的意志,让他充满仇恨。但是,制度灰溜溜地败下阵来。他再次出现时,仍是完整的人。

				说这27年纯粹是令人痛心的浪费并不难:想想他本来可以为南非、为世界作出多少贡献啊!但我不这样认为。这27年和其中的种种苦难是淬炼钢铁、去芜存菁的熔炉。或许没有这种痛苦,他还不能像现在这样激情满怀、胸襟博大。痛苦和其他因素一起让他获得了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赋予的权力和威信。一个真正的领袖必须有机会向他或她的追随者表明,他或她的整个事业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痛苦。



			 				外人很容易认为,既然曼德拉是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道德巨人,他只消说句话就能让众人蜂拥相随。这是错估了非国大的性质和他作为党员的无比忠诚。非国大和其他类似的政治集团一样,其实是不同政治、哲学、主张、观点的大联盟。它1912年成立,团结了一大批非洲人领袖,联合抵制新成立的南非联邦对他们在政治上的排斥以及白人联邦政府对黑人控制的扩张。在整个斗争历程中,党内始终存在着各色人物、各种派别和组织,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无所不包。有一声令下便会冲向巴士底狱的土耳其青年,也有老成持重、温文尔雅的学者。1990年解除党禁时,其领导人是奥利弗·坦博,他为团结处于流放期间的运动成员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和其他领袖人物必须把大家凝聚在一个组织里,他们中既有流放者和在南非境内的地下积极分子,也有刚从多年的监禁中放出来的囚徒。能把这样一个由各路英雄组成,而且以协商一致即所谓“接受使命”为信条的党聚拢在一起,的确是了不起的功绩。看到人们如此认真地对待参与式的运作,对他们中间最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意见也给予同样的重视,的确令人欣慰。但是,这也可能妨碍主动性,使整个组织不得不迁就最为迟缓的人的步调。(我渐渐认为,曼德拉先生对党的忠诚的确可嘉,但是有些过分,并成为他的主要弱点。他一般不愿在党内未达成协商一致之前采取行动,他们在狱中就是这样运作的,在狱外他也要照旧如此。这使他在内阁中甚至保留了被公认为是榆木疙瘩的人物。也许他担心自己出身贵族,容易倨傲武断,因而努力避免表现得独断专行。)

				在这样的一个政党内,不可能保证心平气和地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后,所有党员能够同意违反人权的罪犯可以免予起诉、逃脱严惩,这显然不是自动的行为。非国大甚至在究竟要不要谈判的问题上都必须认真决策。许多年轻党员常常头脑发热,极易迎合同龄人的愤怒情绪。我记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指控博塔先生蔑视传票,拒不到庭。一天,一个场场审判必到的年轻人在午间休息时对我说:“大主教,这个老头[指博塔]该送进监狱,哪怕几天也行。”当我反对说博塔年事已高时,他反驳道:“他应该感受一下我们的领导人经历的一切。再说,他们不是也关押了奥斯卡·姆佩塔吗!”(姆佩塔先生是西开普的一个领导人,尽管他当时已80多岁高龄且患有糖尿病,但还是被拘留了。)



			 				还有其他政治组织力图表现得比非国大更为激进,反对任何与“敌人”谈判的建议,并视此为软弱的标志。泛非大及其武装组织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甚至在谈判进行期间仍在坚持武装斗争。非国大内部也有人对此表示同情。曼德拉必须和所有这些人进行竞争。

				他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技巧和权威,才能领导其组织与他同行。幸运的是,他和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应该走这条路。曼德拉先生也得到了党内对年轻党员具有号召力的一些激进分子的帮助和支持。例如,颇受尊敬的共产党总书记乔·斯洛沃就坚决支持整个谈判、妥协与和解的进程。他为说服狂热分子接受所谓“夕阳条款”,保证前政权的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在过渡时期不失去工作,作出了主要贡献。只有具备斯洛沃这种威望的人,才能说服那些想要惩罚种族隔离仆从的人接受这一妥协方案。毫无疑问,贯穿于整个谈判过程的这种精神正是来自非国大一方。

				在历史性大选前夕被暗杀的克里斯·哈尼,在城镇的激进青年心目中享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他曾是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导人之一,并接替斯洛沃担任了共产党总书记。因此,他有无可指摘的威信,大部分年轻人对他一呼百应。作为一个搞军事的人,如果选择对抗谈判进程、与希望继续武装斗争的人站在一边,他本可以把很多人吸引到自己周围。相反,他以自身的威望,走遍全国,敦促年轻人今后成为“和平战士”,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南非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幸运地看到,种族界限的两边都有出色的领导人,他们为促进和平、宽容与和解,将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生命都置之度外。我在访问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在经历冲突或处理冲突与压迫的遗留问题的国家时,他们几乎无不叹息他们没有具备曼德拉的境界、勇气、地位和眼光的领导人,也没有像德克勒克那样有勇气和理智退出舞台的人。

				纳尔逊·曼德拉的确是非国大致力于和平与和解的光辉化身,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一些较为年轻、知名度较小的人,同样经历过种族隔离的梦魇,同样也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寻求为受伤和分裂的民族抚平创伤,而不是报复仇敌。例如,帕特里克·“恐怖”·雷克塔和波波·莫雷夫就是政治屏幕上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曾是历时最长的、以审判所在地东兰特的一个小镇命名的所谓德尔马斯叛国案的被告。两人都蹲过一段监狱,并在罗本岛结识了曼德拉这样的传奇人物。两人又都当选为新南非的省总理,“恐怖”和另一位省总理多齐奥·塞克斯瓦里都对我们主教团热情赞扬教会在南非,特别是在教育上所起的作用。他们说,他们致力于和解,是因为看到并受到了基督教会的影响。

				当民主到来时,波波·莫雷夫成为西北省的总理。不久,他在省会组织了一次集会,感谢教会理事会和其他人在德尔马斯审判期间给予的支持。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到场,并和我在主桌相临而坐。他说,他问波波坐在总理旁边,并作为接受礼物的人之一的那位白人是谁。扬说当波波告诉他答案时,他几乎惊呆了:“他就是审判我们的法官。”



			 				显然,教会为在我们国土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作出了贡献,当然其过程和牧师队伍也难免良莠不齐。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影响,事情会有所不同。在我们斗争最艰难的时刻,当大部分领袖要么身陷囹圄,要么被流放或软禁的时候,教会领袖被推到了斗争的最前线,并为教会赢得了特殊的威望—在人们受难的地方,出现的是荷兰新教教会的前领袖阿兰·博萨克,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弗兰克·契卡尼,循道宗教会前首领彼得·斯多利,阿非利卡公会最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另一秘书长贝叶尔·纳武德,德班罗马天主教前大主教德尼斯·赫尔利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的领袖。因此,当他们宣讲宽容与和解的时候,人们都在洗耳恭听,这也是他们赢得的荣耀。

				现任司法部长杜拉赫·奥马尔宣布了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令。我还记得他曾为种族隔离的反对者担任辩护律师。他取得了伦敦大学奖学金,但就在临行之前却被取消了护照,令他伤心欲绝。更有甚者,根据后来披露出来的情况,他已被南非政府的一个打击小组列入死亡黑名单。他们曾偷换他的心脏病药品,企图让他误食而死。他指导议会通过的立法将可以使企图谋害他的人申请大赦。

				正是非国大的一个成员,西开普大学人权法教授卡德尔·阿斯马尔在他任教后的第一节课上,提出南非不应该寻求纽伦堡式的审判,而应该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非国大为委员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为处理对其阵营内部在南非境外的暴行指控,它采取了一个解放运动前所未有的举动。非国大成立了至少三个调查委员会,其领导为揭露出来的迫害行为承担了责任,并公开道歉。



			 				因此,在经过长期艰难谈判产生了将我们引向民主的临时宪法后,这一历史性文件中能够包含一篇附言,作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宪法指南,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族团结与和解



				本宪法将在一个以斗争、冲突、无以言状的痛苦和不公正为特征的深刻分裂的社会的过去,和一个建立在承认人权、民主、和平相处以及不论肤色、种族、阶级、信仰和性别而使每个南非人都有发展机会的未来之间,建立一座历史的桥梁。对民族团结的追求,全体南非人民的幸福与和平,要求南非人民实现和解,重建社会。

				本宪法的通过,将奠定一个稳定的基础,使南非人民超越引起过严重违反人权行为、在暴力冲突中践踏人道主义原则并遗留下仇恨、恐惧、悔疚和复仇的分裂而紧张的过去。现在可以提出这一切的基础是,我们需要理解,不是复仇;是补偿,不是报复;是乌班图精神,不是牺牲。

				为了促进和解与重建,对与政治目的相关以及在过去冲突过程中发生的作为与不作为及犯罪,将予以大赦。为此,议会将根据本宪法通过法律确定一个明确的分界日……并提供该法律通过后实施大赦的机制、标准和程序。



				 					 						[1] 《加拉太书》,4 : 4。





第四章 何谓正义?





				一个人犯下滔天大罪,仅仅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可以万事大吉,这究竟对不对?持批评意见的人说得是否有道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不道德吗?委员会的建立所依据的《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甚至没有要求申请人表示任何悔悟或自责。获得大赦的条件仅仅是:





				· 请求予以大赦的行为,必须发生在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和1994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国家首脑之间。

				· 行为必须具有政治动机。出于个人贪婪而杀人的罪犯没有资格申请;但如果行为是执行或代表一个政治组织的命令,如前种族隔离政府及其附属班图斯坦黑人家园,或一个公认的解放运动如非国大或泛非大,则罪犯有资格提出申请。

				· 申请人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

				· 必须遵守适配原则,即手段应与目的相适应。





				法律规定,如果上述条件具备,就可给予大赦。受害者有权表明这些条件没有达到,反对大赦申请,但没有对大赦的否决权。

				后来我们意识到,立法时没有将忏悔作为大赦的条件之一,比我们当初的想法要高明。如果有这一要求,那么满口道歉和忏悔的申请人可能被认为是在装模作样,而严肃死板的申请人则会被指责为冷酷无情、毫无悔意。这样只能于事无功。实际上,大部分申请人都表示了悔悟,并请求受害者宽恕。至于请求是否出于真诚的愧疚,回答永远莫衷一是。



			 				那么,大赦是否损害了正义的伸张呢?这不是什么无所谓的问题,而是严肃的事,关系到整个真相与和解进程的正当性。



				根据法案要求,如果犯罪行为是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即定义为绑架、杀害、酷刑或严重虐待的行为,申请就必须通过公开听证予以处理,除非这种方式可能妨碍司法(例如,证人受到威胁,不能公开作证)。实际上,几乎所有向委员会提出的重要申请都是在电视聚光灯下公开审理的。因此,罪犯也经受了公开亮相和受辱的考验。许多出来坦白的安全部队成员过去曾备受尊重。周围的人,甚至其家人,常常是第一次听到原来他们是死亡小组的成员或对监禁的犯人屡施酷刑的人。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残酷的打击,婚姻因此破裂。这的确是不小的代价。

				南非广播公司负责报道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广播小组,收到一个自称海伦娜的妇女的来信(她希望匿名,以防报复)。她住在东部省份的姆普马兰加。公司广播了来信的大部分节选内容:





				我那时还是东自由州一个生活在农场上的十几岁的女孩子。18岁时,我遇到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在高级安全机构中工作。美好的恋爱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甚至还谈到了结婚。他是那么生气勃勃、精力充沛,那么聪明睿智。他虽然是英国后裔,但“布尔”阿非利卡人都喜欢他。我的所有女伴都对我羡慕不已。后来有一天,他说他要“出趟门”。“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可能永远见不到了。”我伤心欲绝,他也一样。我草草和他人结婚,但很快就破裂了,因为我结婚就是为了忘却。一年多前,我通过一个女友再次见到了我的初恋情人,这才第一次知道他到国外参加了行动,并打算申请大赦。当我看到曾经高大英俊的人变成了现在的这副形骸,心中充满无法言喻的苦痛。他只有一个愿望—必须说出真相。大赦无关紧要,它不过是通向真相的途径。



			 				婚姻失败后,我又遇到了一个警察。他虽比不上我的第一个恋人,但也非常出色、非常特别,也是一个生气勃勃和可爱的人。他幽默,爱唠叨,凡事有板有眼。后来他说,他和我们的三个朋友得到提升。“我们要调到一个特殊部门。现在,我的宝贝,我们是真正的警察了!”我们欣喜若狂,甚至庆祝了一番。他和朋友常常来看我,有时甚至住上一段。但他们会突然变得焦躁不安,冷不丁地说一声那可怕的“出趟门”,便开车走了。我……这个爱他的人……只能在焦虑和失眠中度日,担心着他们的安全,揣测着他们的所在。我们只能安慰自己:“不知者心静。”我们这些亲人所了解的……只是我们能亲眼看到的。进入特别部队三年后,地狱般的生活终于降临到我们头上。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内向偏执,有时干脆用双手捂着脸抖个不停。我意识到他开始酗酒了。深夜,他不休息,却从这个窗户到那个窗户来回踱步。他想要掩饰无法遏制的内心恐惧,但我还是看出来了。一天凌晨两点到两点半之间,我被他急促的喘息声惊醒。他在床上滚着,脸色煞白。闷热的夜晚他却一身冷汗,浑身冰凉。他目光迷茫,又像死人一样呆滞。还有那不停的颤抖、可怕的呕吐和从他灵魂深处迸发出的恐惧和痛苦的尖叫,令人不寒而栗。有时,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发呆。我从未搞清楚、从来不知道这每次“出门”他都强咽下了什么。我就像生活在地狱中。祈祷吧,祈求吧:“上帝啊!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到底怎么了?他怎么能变得这么厉害?他是不是疯了?我再也受不了他了,可是我又无法脱身。如果我离开他,他会像鬼魂一样缠我一辈子。为什么呀,上帝?”



			 				今天我找到了所有问题令我心痛的答案。我知道了一切的开端和背景,知道了那些“在上边的人”的作用,那些“小集团”和“我们的人”不过是执行他们命令的“秃鹫”。而今他们却都掸掸手好像无辜者,抗拒着真相委员会的现实。是的,我和我的杀人犯站在了一起,他让我和白人的老南非安然入睡,而那些“上边的人”又在为秃鹫寻找下一个需要“永远从社会上根除掉”的目标了。

				我终于搞清了这场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我被剥夺了一切,如果我的生活、我孩子和父母的生活被法律窒息,如果我只能看着白人尽管已得到最好的,但还要更好的而且得到了,我也会斗争的。我羡慕并尊敬斗争的人们—至少他们的领袖有勇气站在他们的秃鹫一边,承认他们的牺牲。可我们靠谁呢?我们的领袖都过于神圣和清白。没有心肝。德克勒克先生说他不知道,我可以理解,可是该死的一定有一个小集团、一个还活着的人是这一切行动、一切“上边的命令”的元凶。该死!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不是违反人权又是什么?精神杀害比血肉模糊的肉体杀害更没有人道。我希望我能把旧南非从每个人的过去抹掉。我要用我那被毁了的秃鹫的话结束我的故事。一天夜里,他对我说:“他们可以一千次地赦免我。即使上帝和所有的人都一千次地赦免了我,我也得生活在这个地狱中。问题出在我的脑子里,我的良心里。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解脱,崩了我自己的脑袋,因为那儿有我的地狱。”



			 				海伦娜





				此外,不应认为给予大赦是鼓励有罪不罚,让罪犯完全逃脱其行为后果,因为大赦只给那些承认有罪并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人。大赦涉及的不是无辜的人,也不是自称无辜的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参与杀害史蒂夫·比科的警察尽管申请大赦,但被驳回。他们否认自己犯了罪,声称毒打他是为了反击他无缘无故发起的攻击。

				因此,整个进程鼓励的是承担责任,而非相反。它支持的是尊重人权的新文化和承认责任、承担责任,新民主制度希望以此为其特点。还应注意到,大赦条款是为特定目的进行的临时性安排。南非的司法不会永远照此办理。它只适用于有限时期的特定目的。

				另外,在惩罚性司法中,毫无人情味的国家在施行惩罚时几乎不为受害者,更不要说为罪犯着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司法形式。我认为还有另一种司法,即作为非洲传统法学特点的恢复性司法。它关注的重点不在报复或惩罚,而是本着乌班图精神,疗治创伤、恢复平衡、复原破裂的关系。这种司法力图救助的不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们应该得到机会重新融入因其行为而被伤害的社会中。这种方式将犯罪行为视为发生于人们身上的事情,其结果是关系的破裂,因而更富人情味。我们可以说,司法,恢复性司法,是在寻求抚慰、宽容与和解中伸张正义的。



				一旦符合法案规定的条件,大赦立即生效,罪犯的刑事和民事责任,连同国家对公职人员的责任,同时一笔勾销。大赦产生的是好像犯罪行为从未发生过的效果,因为犯罪行为的法庭记录将是白板,一张白纸。这意味着受害者失去向罪犯索取民事赔偿的权利。要求受害者付出如此代价的确过分,但是使我们从压迫到民主实现较和平过渡的谈判者认为,这是我们的民族必须要求受害者付出的代价。



			 				我们的自由代价高昂。但要正确计算这一代价,我们应该比较一下我们所享受的高度稳定和前苏联在进行类似的变革时经历的剧烈动荡和骚乱,更不要说前南斯拉夫的可怕屠杀和不稳定了。国际社会正在追究前南斯拉夫一些人的滔天战争罪行。大部分种族隔离制度下违反人权行为的受害者,都有其默认的代表为他们讲话。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和现实,他们一般都会接受其代表作出的决定,认为那应该是达到其愿望的最好决定了。

				1999年1月,我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教堂向很多人介绍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像其他类似的集会一样,有人情绪激动地对我说司法有其道德要求,而我们的进程损害了这一点。他强烈认为(我猜想,那里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人也同意他的观点),从道义上讲,这样的安排只能由受害者本身作出,而不能是别人,无论其动机如何崇高。我希望我当时在这一点上给予了令他满意的回答,即那些为实现和平过渡而进行谈判的人,在解放运动的代表团中有人自身便是邪恶的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许多人曾被拘留、骚扰、监禁、拷打和流放,而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们都遭受过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的不公和压迫。他们可凭亲身经历讲话。例如,直到难以忘怀的1994年4月,他们所有人都被剥夺了选举权:直到那一天,他们从未在生身的祖国投过一次票。他们遭受过极不公正的通行证法的侮辱,看到自己的人民流离失所,像垃圾一样被大规模强制迁徙计划扔掉,无数人受到极大的伤害。因此,我可以向那位提问的犹太人保证,谈判者并非自以为是,而是在诉说他们和亲人的亲身经历。



			 				大选结果揭晓时,这些谈判者不仅没有被指责未能反映选民的意见和态度,反而得到了广泛支持,赢得了大选的压倒性胜利,使非国大执掌了民族团结政府。同样是这些人—现在已是当选的代表—给我们带来了新宪法,并根据宪法通过法案,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不是什么理想主义新星的杰作,而是老成务实的政治家的功绩。他们常常眼睛盯着下一次大选,一般不会做出疏远选民、让自己下台的事。这些政治家是在曼德拉和他的继任者姆贝基的领导下运作的。如果他们在法案上的行动有悖选民的情感,这早就该反映在民意测验中。真相与和解进程进行三年后,历经无数引起争议的大赦决定,在对政治领袖的民意调查中,曼德拉仍赢得了80%的高分,姆贝基则为70%。(他们最强的对手仅得30%。)这说明,尽管选民因为压迫时期之后的第一届新政府未能兑现其全部承诺,自然会感到失望,但是非国大仍然得到了认可。最近,支持建立委员会的政党在1999年的大选中赢得了90%的选民。用我在伦敦国王学院的老师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这样断言不无道理”,即那些参与谈判并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人,实际上完全有资格代表受害者而且得到了认可。

				当他们接受受害者必须不仅放弃其刑事诉讼权利,而且要放弃民事赔偿要求的权利,才能达到我们今天的局面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自己是以受害者的身份这样做的。形成这一立场并非轻而易举。这曾引起过极大的愤怒,但是显然,即使是民事赔偿,如果申请大赦的人知道尽管他们将免于刑事责任,但逃不了民事责任,很可能他们根本不会提出申请了。把他们吸引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面前的胡萝卜的魅力将大打折扣。可以说,如果不如此办理,更多的人会因此而冒可能被起诉的风险(就像马兰将军及其同案犯被无罪释放后许多人的行动一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曾经发誓保守秘密或与同党串通提供伪证,其罪行的内幕仍然是个秘密。找到的解决方案并不完美,但却是当时形势下的最佳选择,即以真相换取罪犯的自由。



			 				取消受害者要求民事补偿的权利,就产生了赔偿的问题。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常常为人忽视,但对建立和解的进程确是相当关键的。正如我们在《报告》中所说:





				没有足够的赔偿和复原措施,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抚平创伤、实现和解……此外……赔偿是大赦的重要平衡。大赦的实施剥夺了受害者对罪犯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因此政府应承担赔偿的责任。





				马霍麦德大法官在宪法法院的判决中清晰而雄辩地指出,“细致入微的针对每个人的赔偿”,要比让有可能胜诉的少数受害者对国家提起民事诉讼,对于解决种族隔离制度遗留问题将是更具创新性的方式:





				那些基本人权被酷刑和迫害所践踏的人的家庭,不是唯一忍受许多人必须长期忍受的非人性种族隔离造成的“不可名状的痛苦和不公正”的人。多少代已经出生和即将出生的孩子,将遭受种族隔离制度造成并延续的、影响了无数人生活的贫困、营养不良、无家可归、文盲和能力的丧失。国家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将一切扭转过来。我们需要付出多年的决心、理智和努力,才能“重建我们的社会”,让得到了真正成长机会的新一代实现他们的正当梦想。过去的几代人首先被种族隔离的实施,在这一制度死亡后又被其无情的后果,剥夺了梦想和机会。国家的资源必须创新、明智、有效和公平地加以利用,以促进重建进程,最大限度地给最广大的人民带来救助和希望,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开发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为我们的种族主义过去背负耻辱或痛苦的人的内在潜力。





			 				宪法的谈判者和民族的领导人要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不得不作出艰难的抉择。他们可以选择首先将国家的有限资金,用来赔偿那些遭受过国家公职人员谋杀、酷刑或殴打的人,与此同时挤掉本可用在诸如教育、住房和基本医疗这些关键领域所急需的资金。他们有权对问题所涉及的各种不同需求排定轻重缓急的顺序,可以决定将国家的民事赔偿责任加以限定,把那些……(发生时间过于久远、已无权要求赔偿的案件)和那些发生在最近、不能以法定期限进行限制的案件区分开来。他们也有权说这种方法没有道理而拒绝采纳。他们可以选择让国家背上保险公司赔偿要求的重负,因为这些公司为国家公务员的民事行为进行过机构赔偿,这样又会把急需的资金从为饥饿的人提供食品、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房、为争着挤进已经超员的学校的孩子提供黑板和书桌这些方面挪走。他们有权决定把这些学童、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的需要放在首位。



				宪法制定者所领导的大选,使议会赞成“社会的重建”,并在此进程中运用广义的“赔偿”概念,使国家既能够考虑到各项事业对其资金的竞争,又可顾及在过去的冲突中人权遭到侵犯的个人和家庭的“无可名状的痛苦”。有时给予这些家庭的最大赔偿,莫过于通过助学金或奖学金帮助他们的孩子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潜力;在其他情况下,最有效的赔偿可能是职业培训和恢复工作能力;有些人可能需要复杂的外科手术和医疗救助,另一些人可能需要住房补贴,以便不被从他们已经无法维持的住房中赶出来;在某些情况下,为故去的人竖起墓碑、公开表彰他或她的高尚和英勇,可能是对受伤的心的最大慰藉。即使两个人在同样的非法行为中遭受了同样的损失,对他们的赔偿也可能在形式和性质上有所区别,因为他们现在一个收益丰厚,另一个则生活拮据。[1]





				法律以及委员会提交给曼德拉总统的建议均作出规定,给法案认定的受害者以赔偿。委员会委员尽量避免使用“补偿”这个字。我们认为,任何人、任何方式都无法对丈夫、父亲、一家之主遭到残酷杀害的家庭进行补偿。这种损失造成的伤害是无法计算的。此外,如果我们给予补偿,那么是不是所有受害者,无论其受害的情形有多么的不同,都应该得到同样的补偿呢?因此,我们向总统和议会建议,应该给认定的受害者相当可观的赔偿金,但必须说明这笔钱更多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补偿。国家实际在向受害者说:“我们承认你们的权利受到了严重践踏。没有什么能替代你们的亲人。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说,我们非常抱歉,我们把你们的伤口揭开,希望能够清理干净;这些赔偿如同药膏,敷在伤口帮助愈合。”



			 				法案要求据此建立起来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必须“对受害者友善”,以恢复受害者作为人和公民的尊严。但它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罪犯的申请一旦批准立即给予大赦,而委员会要到进程开始几年后向总统递交《报告》的时候才能就受害者的问题提出建议。总统同意后,再把意见提交议会;然后议会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讨论这些建议。议会通过委员会的建议后,受害者才有希望得到赔偿。可惜这个过程非常漫长,结果真相委员会成立后的三年内没有批准一项赔偿,而罪犯却一个接一个得到大赦。我们不难理解找到委员会的受害者的不满和怨气,也可以理解有些人对委员会的激烈批评和讽刺挖苦,说我们宣传的“对受害者友善”实际是对罪犯友善。

				我们委员会也对法律的这个方面表示了不满。结果,在1998年10月29日向总统提交《报告》的时候,20万名左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认定的受害者得到了所谓的“紧急过渡救济款”。这笔紧急救济标准统一,一般每个受害者最多得到2000兰特(330美元)。

				除紧急救济外,我们在《报告》中还建议,国家应该支付“个人赔偿金”。我们希望,所有受害者最终都可以得到每年23000兰特(3830美元)、持续6年的赔偿金。我们估计国家总计要支付29亿兰特(4.77亿美元)。撰写本书时,政府共拨出相当于此数五分之一的预算,分三年支付。

				我们的个人赔偿金建议引起了几个问题。能不能给痛苦设定一个价钱?在国家金库紧张的情况下,国家是否能支付得起这笔钱?如果种族隔离本身如五位高级大法官所谴责的那样,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是对人类的犯罪,那么是不是每一个遭受这一邪恶制度之苦的人都应被认定是受害者呢?这一切中的公平何在?那些被强制迁徙的人怎么办?还有那些因为接受劣等教育而终生受损的人、那些由于种族原因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而罹患本来很容易预防的疾病的人,怎么办?我们根本列举不完。



			 				委员会中没有人怀疑,法律在限定违反人权行为的含义时,是有一定武断性的。但是,立法部门显然感到有必要将处理的问题控制在可以应付的范围之内。赔偿本可以追溯到远远早于1960年的时期,比如到1948年,即国民党首次掌权,开始进行疯狂的种族主义立法,试图通过有系统地剥夺大部分南非人的基本人权,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沦为二等公民的时候。然而,我认为议会的决定是极为明智的,为我们完成任务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机会。它也保证了避免整个国家长期被处理过去之事牵扯精力,不得脱身,最终影响和平过渡进程。

				我们也根据同样的道理向政府建议,应实行我们所说的受害者“封闭式名单”,只有向委员会提出申请的受害者,才有资格得到赔偿金。我们指出,大规模宣传活动已经使人们了解自己有作证的机会,而得到赔偿的人应该是那些确实作过证或者提交了陈述的人。如果在无法估计究竟有多少受害者的情况下政府就承诺给予赔偿金,局面可能难以收拾。

				任何人都没有对赔偿的重要意义抱任何幻想。司法部长杜拉赫·奥马尔领导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他在我们提交《报告》后的辩论中正确指出,我们是一个受害者的民族,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幸存者的民族。他还建议考虑给予集体赔偿,因为有时受到更大伤害的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大部分理智的人都会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坚持认为,应尽一切可能保证有权得到个人赔偿的人不被遗漏。毕竟,他们已经放弃了损害赔偿的诉讼权利,不能让他们再作出过分的牺牲了。



			 				我们委员会的人往往对来到我们面前的人备感惭愧,因为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常常是那么谦卑。“我能不能给我的孩子立块墓碑?”“委员会能不能帮忙找到我儿子的尸骨,哪怕是一块骨头,让我们为他安葬?”“能不能帮我让我的孩子上学?”如果我们让他们失望,连这些可怜的要求都不能满足,那该是多么悲哀的事。我们深知政府资金承受的压力,但必须作出令人痛苦的艰难选择。

				委员会也建议用倒下的英雄命名街道和学校,修建具有纪念意义的公共设施,如诊所、社区中心和娱乐场所。现在这一切已经开始。我们还认为应该建立纪念碑和纪念堂,缅怀为我们带来自由的人们。这些建筑应尽量具有包容性,应帮助我们积极地而不是怀恨地记取过去;纪念堂不应离间我们中的一些人,而应促进恢复与和解的进程;应该让记忆在我们忍受了旨在分裂我们、散播敌意与不合的一切后,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希望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确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国度时,我们能学会庆祝让我们团聚一堂的时刻和事件,庆祝历史性的大选、曼德拉就任总统或是我们在世界杯或非洲国家杯足球赛中的胜利。



				 					 						[1] 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





第五章 开始行动





				1995年9月,我以为可以作为大主教退休了,但是在我参加的倒数第二次主教会议上,我得到提交给总统的、担任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的一致提名。我是从最初的200人缩减到45人的候选人之一。我们在南非的几个中心进行的听证会上,接受了多党小组的面谈。小组把25个名字提交给总统,总统经与民族团结政府内阁商榷后,选择其中17人组成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被任命担任主席,埃里克斯·伯莱恩(Alex Boraine)博士担任副主席。

				既然总统发话,下面的人便没有什么选择了。谁会对曼德拉说“不”呢?我等待已久的喘息告吹了。在此后的三年中,我们将投身委员会既令人心碎又催人振奋的工作,聆听对滔天罪行的可怕陈述,又为我们同胞表现出的非同寻常的宽容精神而振奋不已。这的确是难得的殊荣。

				总统在1995年12月15日的《政府简报》中宣布了委员会的成立,第二天,即12月16日,我们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如果有人要寻找什么征兆的话,那么我们能在今天叫做和解日的公共假日聚集一堂,的确是个好兆头。这个假日经过了有趣的演变过程。它曾经被叫做丁干日(Dingaan’s Day),但不是为了纪念同名的祖鲁国王,而是带有沙文主义色彩地纪念一小撮阿非利卡殖民者的侥幸胜利。19世纪30年代,他们被英国似乎要平等对待“本地人”和白人的政策激怒,愤愤不平地离开了开普。他们取道后来被称为“非常之路”(Great Trek)的小径,想象自己在重演上帝的选民出埃及的大逃亡。他们是上帝的新的选民,逃脱的是英帝国主义的枷锁。1883年,Voortrekker人的一支小队伍在开始与祖鲁军团的战役前,疯狂地祈求上帝在随后敌众我寡的战斗中给他们佑福。他们还在盟约中发誓,如果上帝保佑他们战胜了当地蒙昧的乌合之众,他们和子孙后代都会庄严纪念这个日子。他们采用新战术,将篷车围成一圈,如同流动的堡垒—laager—他们可以藏身其后,赶跑敌人。奇迹发生了。上帝被他们的祈祷感召,他们以决定性的胜利打败了强大得多的敌人。从此之后,阿非利卡人便开始庆祝他们在12月16日血河之战中取得的胜利。他们认为,这一胜利清楚表明他们跟那些异教徒黑人相比,是高出一筹的。这一公共假日变得臭名昭著,南非黑人都害怕丁干日的降临。我还记得小时候大人吓唬我们说,如果在那一天离开贫民窟到白人的镇上去就会发生可怕的事。实际上大部分黑人在那一天都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免进城。常常可以听到有些不听劝告的愣头青,如何被打、被嘲弄和被谩骂的令人毛发倒竖的事情。据说有的黑人的山羊胡简直就是从脸上被连根扯掉的,因为白人认为山羊胡子是殖民者的典型特征,不能容忍黑人这样仿效他的主子。



			 				这样一个帮派的、沙文主义的假日居然叫做丁干日,真是荒唐至极,纪念的倒像是那个祖鲁国王,而不是他的败仗。因此,国民党政府将节日更名为盟约日。当时政府正引诱祖鲁人接受班图斯坦黑人家园的政策,重揭祖鲁人败仗的旧伤被认为是不明智的。根据这一政策,黑人在按部落画地为界的小国内享受自治,自封的独立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南非及其卫星国外再无人承认。在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情境中,南非黑人将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变成外人,无法在南非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这一政策被国民党大肆宣扬为南非参与非殖民化的新进程、帮助人民取得民族独立的举措,而实际上仍是分而治之的老政策,鼓励部落主义,阻挠将南非黑人作为非洲人而不是各个不同部落的成员团结起来的运动。白人至上论者无论何等愚蠢和不道德的事都愿意做。



			 				节日更名后的庆祝活动以宗教为重点,即作为宗教仪式永远纪念殖民者在上帝赐予胜利的大战前夜向上帝许下的诺言。这一新的含义,使我们又向促进创伤的愈合、和解及承认南非迈进了一小步,用1955年解放运动通过的《自由宪章》的话来说,这个南非“属于生活在南非的所有人”。

				这个节日逐渐体现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思想,即越来越多的南非人将找到他们的共同点,它将把一个多样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它将是包容性的而不是帮派性的,它也不会通过贬低某些人而抬高另一些人。这样的秩序,对人民被长期离间、不公正和歧视又加深了相互仇恨的社会来说,绝非易事。但是,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丰富多彩的民族生存下去,这一进程就不容失败。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一和解日召开的。

				我们聚集在开普敦圣公会大主教的圣邸主教廷。这也颇有意思,因为这里曾叫做布舍维尔,是1652年到达南非的第一个白人定居者扬·范·里贝克的故居。他从荷兰被派到开普为船队建立东行的中转站。他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种植了一道苦杏树篱笆,把当地的科依人挡在定居点外。在主教廷附近,至今仍可看到篱笆的残余。用记者阿利斯特·斯帕克斯的话来说,这道篱笆不愧是有了它之后南非的生动象征。[1]范·里贝克把欧洲带到了非洲,而本地人却成了被挡在外面的异类。这道篱笆最终结出的苦果,就是南非充满冲突的那段历史以及白人和其他种族之间的仇恨,而我们委员会正是为处理这段历史而建立的。尽管要求我们处理的是1960—1994年这34年间的问题,但我们真正面对的却是我们美丽的祖国自1652年以来的历史。



			 				对我来说,在主教廷开会,更是有切肤的感受。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里越来越经常成为反对日益加深的种族压迫的抵抗运动领导人的开会场所。正是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他们策划组织了1989年9月13日的大游行。其后连续几个星期,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最终促成了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先生宣布的划时代变革。游行号召人民抵制1989年9月6日的大选。在开普敦,几个和平示威的人被安全部队杀害。伤亡者中也包括孩子—他们站在自家庭院里竟也挨了枪子。我记得,当工作人员报告说已有20人被杀时,我悲伤地走进主教礼拜堂,流着泪质问上帝:“你怎么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你怎么能允许他们对我们这样做?”我不能声称拥有通向天堂的热线,但跟上帝争辩一番后,我知道了上帝希望我们游行。我向有些吃惊的工作人员宣布,我们也要去为和平游行,表达开普敦大部分居民都感到的义愤,他们必须有个办法宣泄他们的愤怒。

				主教廷也是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和温妮度过第一个自由之夜的地方。在接听了各国总统、国王包括白宫的电话后,他就是在这里与最亲密的同事讨论未来战略的。我走进会议室,开始吟唱几乎成为第二国歌的赞美诗:Lizalis’idinga lakho(实现你的意志,啊,与真理同在的上帝)。所有的人都跟着放声高唱,仿佛他们的生命就取决于此。我进行了祷告,感谢上帝的仁慈带来的奇迹,请求他保佑在座的各位和我们的祖国。然后,我告辞,让他们继续讨论。第二天,曼德拉在主教廷的花园里召开了获释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也是在主教廷,教会领袖召开了一次重要的黑人政治领袖会议。其中一些激进分子第一次表示愿意和颇有争议的班图斯坦黑人家园领袖坐在一起。这些人由于和种族隔离政府合作而被视为不可接触的人。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主教廷召开的会议,聚集了可以想象得出的形形色色的南非人。共到会16人,一人因故缺席。其中10名黑人、6名白人,包括两个阿非利卡人。政治上,我们代表了从左翼到白人保守右翼的各种派别。有基督徒、穆斯林、一个印度教徒、几个没有信仰的人,也不乏一两个不可知论者。

				副主席伯莱恩博士曾是议会的反对党成员,其观点受到支持种族隔离的议员的激烈攻击。他在20世纪80年代愤然辞职,开始创建议会外组织,继续为实现民主奔波。玛丽·伯顿女士是“黑色腰带”(Black Sash)这一为南非黑人争取权利的妇女运动的中坚人物之一。克里斯·德杰格,资深律师,曾是极右翼党派的成员和执行法官。伯格尼·芬卡牧师是东开普反对种族隔离的著名教会领袖。希西·坎佩培小姐是一个深度介入劳工权利斗争的律师。理查德·莱斯特先生是曾在事端不断的纳塔尔省工作的人权律师。怀纳德·马兰先生是律师,曾代表当政的国民党担任议员,后来脱离出来,参与建立了一个白人的反对党。科萨·姆格佑先生是循道宗教会前会长、南非教会理事会主席以及为争取纳塔尔省实现和平的著名纳塔尔教会领袖团体的成员。贺兰吉维·姆吉泽女士是心理学家,曾担任政府的精神卫生专家。

				经常为我或伯莱恩代行职责的杜米萨·恩彻贝扎先生,曾是东开普的政治犯和著名人权大律师。温迪·奥尔医生在担任国家医生时,因找到被拘留者遭受酷刑的证据、成功获得法庭对警方的强制令而名扬天下。丹泽尔·伯基埃特先生是资深律师,曾在开普敦的政治审判中担任辩护律师。马普勒·拉马沙拉医生是临床心理学家,曾被流放,并在医学研究理事会担任要职。法泽尔·兰德拉医生长期活跃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雅思明·苏卡也是律师,曾率南非代表团参加世界宗教与和平大会。格兰达·维尔舒特女士是精神科护士及开普敦暴力受害者康复中心的领导,在处理酷刑和冲突受害者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在主教廷的会议上(后来我们将会议移到我们自己的办公地点),我们把委员分配到下设的三个专门委员会。17名成员中的15名分别进入了我担任主席的人权违反案件专门委员会和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委员会有权任命并非委员会正式成员的人进入下设委员会。在任命时,我们特别注意到地区、性别、政治和宗教的代表性,以填补委员会组成上的空白。例如,我们保证了至少有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白人荷兰新教教会的领袖参与。

				两名律师委员被任命为大赦专门委员会成员。不久,总统任命的3名法官使委员会增至5人,随后又增至19人,以加快对7000件大赦申请的审理。(大赦专门委员会在真相委员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委员会由总统任命的法官领导,他们并非真相委员会成员,拥有自主决策权。我或者真相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都无法对其是否准予大赦的决定产生影响。法律禁止真相委员会审议其决定。)

				委员会在一次早期会议上,还决定按地区分片运作。于是,我们在德班、东伦敦、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都开设了办事处,开普敦是总部所在地。我们很快就招募了350名工作人员,并投入了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伯莱恩博士,他在安排办公设施和任用工作人员上大显神通。



			 				我真担心我们无法应付这项白手起家、后来证明是规模巨大的任务。不过,我们努力做好了,到完成任务时已经锻造了一支由认真、勤奋的委员和工作人员组成的出色队伍。能担任这支杰出队伍的领队,乃是极大的荣幸。带领一支必胜的队伍并不难,而我们恰恰就是这样的队伍。我要向他们表示深挚的谢意。在我们递交《报告》之前,两位委员辞职:拉马沙拉医生被任命为德班―韦斯特维尔大学的总监和副校长,而曾是保守党成员的德杰格律师感到无法继续再与其意见相左的委员会一起工作,但留任大赦专门委员会,于是我们就剩下一个阿非利卡委员了。

				我在早期的另一次会议上建议,所有委员一律退出现有的政治党派或组织。有人完全正确地指出,我们之所以被提名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政治派别。人们预料我们将把个人和团体的包袱、把我们的政治偏见和观点、把我们的见识和盲点,都带进这个重要委员会的工作中。大部分委员认为,如果退出所属党派,我们只能弄巧成拙。如果我们假装脱离政治,就会显得不那么坦诚和透明。我们可能会不偏不倚,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还在“究竟种族隔离是邪恶的还是政策不错只是执行时走了样”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们大部分人谴责种族隔离是彻头彻尾的邪恶制度的言论,都是记录在案的。也正是这一立场使我们赢得了声望,并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

				我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成立伊始,阿非利卡新闻媒体和政治领袖就指责委员会存在缺陷,挤满被他们蔑称为“好斗”型(指反种族隔离斗争)的人物,而且偏向非国大。他们呼吁建立一个支持种族隔离的人数与其对立面相等的委员会。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其要求是何等傲慢,典型地体现了当这块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人对治理方式毫无发言权时他们的行为方式。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旧制度的支持者,仍然希望一切率由旧章。他们空口无凭地(因为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工作)宣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建立,是为了追杀旧秩序,特别是阿非利卡人。



			 				我们对此进行了反驳,指出我们中的一些人很久以来,早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想法产生之前,就热诚地投身于和解事业。我们致力于为受到伤害的人们抚平创伤,这种热诚使我们不仅不会破坏这一进程,反而会更加力求公允。我对一群抱有类似想法的白人新教领袖说,你们只要看看我既往的记录,就知道可以倚重我的个人品格了。我提醒他们,尽管我反驳过,很多人还是认为我反对种族隔离是出于政治原因,并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会三缄其口,不对非国大领导的政府提出批评。他们几乎肯定我会接受一个政治职务,公开进入政坛。我指出,恰恰相反,我没有寻求也未接到担任政治职务的邀请。非国大执政不久,我就批评他们接受过高的薪金。我建议他们看看我们究竟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报告,再评头论足不迟。

				(他们即使看到事实,我也不认为他们会对我们大加赞扬。我们的确信守诺言,不偏不倚,非国大甚至因此抱怨我们,想要阻挠《报告》的公布,声称《报告》所言并非事实,指责我们用同样的道德准则评判与种族隔离斗争的人和实施种族隔离的人。)

				令人难过的是,我们一直未能争取到阿非利卡人中叫嚷得最凶的那些人,他们坚持透过变色眼镜看待能够表明我们严守公允的事实。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勾勒出由于既往的政治冲突在我国发生的严重违反人权的状况。我们在确定罪责轻重时,也是为了培养有责必负和尊重人权的文化。我们下定决心毫不畏惧、毫不偏袒地完成这一重要使命,而全世界和大部分讲道理的南非人似乎都认为我们干得不错。



			 				如前所述,我们对南非社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种代表性既是至关重要的特点,但也给我们带来不少烦恼。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后来我们发现种族隔离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所有人。我们懊恼地发现,我们是南非社会的缩影,受伤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当初的想象。我们发现彼此之间常常猜忌,不易建立相互的信任。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意识到,我们都屈从于一种强大的条件反射,使我们用成见对待属于其他群体的人,尽管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激烈申辩自己不怀成见。

				第一年中召开的会议简直如临深渊。每个人都想辟出自己的地盘、建立自己的空间,要达成一致意见,谈何容易。黑人委员总是琢磨白人同事会不会对其他白人作出同样的反应,反之亦然。有些委员因为是白人的自由派—“自由派”在南非是骂人的话—而被指责为企图左右事态以出人头地。我们任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都是白人,于是警钟四起,有些委员甚至立刻害怕委员会将被白人掌握、执行白人的议程。对这样的气氛,我准备不足,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们教会的会议,特别是大家都翘首盼望的主教大会。这些会议是那么和谐、那么积极向上,完全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会议上的明枪暗箭、含沙射影。我们的确原原本本地反映了作为种族隔离社会基本特征的隔阂、分裂和猜疑。我们可以成为整个国家的标尺,如果我们最终能够凝聚成一个团结、和解的有机整体,那么南非就有希望了。

				有意思的是,总统任命担任委员会主席的是一位大主教,而不是法官或其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一个准司法机构。委员中七人是律师,因而法律界拥有最强的代表性。但是,也有三位活跃的牧师,而且三人都是其教派的全国性领袖。此外,伯莱恩博士在辞职从政之前,曾是循道宗大会最年轻的主席。因此,可以说我们当中有四位牧师,而这必定会影响我们的审议和工作方式。



			 				总统一定以为我们的工作属于深邃的精神世界。毕竟,宽容、和解和赔偿,并非政治辞令中的流行语言。政坛上的惯例,是要争取心满意足,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并坚信我们的世界是你死我活的世界。大部分政治家并不是在那里疗治创伤、恢复平衡或是消除分歧。宽容、忏悔与和解在宗教领域才能找到更合适的安身之地。

				尽管我们存在分歧,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闭门谢客,以便我们提高精神境界,敏锐视听。无论我们对各自的圣灵如何认识和称呼,我们都坐在我的精神导师法兰西斯·古尔的身边,将身心敞开,聆听超凡圣灵的启示和教诲。在委员会任期将满时,我们又一次闭门谢客,在罗本岛经历了感人至深的反省。我们首先游览了小岛,从一个监牢走到另一个监牢,深深沉浸在历史和愤懑之中,并意识到我们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然而,我们彼此也更加贴近了。

				委员会还接受我的建议,在会前和会后进行祷告,并在会间小憩时祈祷和整理思绪。在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我们议定当受害者或幸存者到委员会的受害者听证会上陈述他们的辛酸经历时,我们应该营造庄严的气氛,应该有祷告、赞美诗和燃烛仪式,纪念在斗争中死去的人们。在东开普进行的第一次听证会前,我问我主持会议时,是否应该穿上作为我公共形象一部分的大主教紫色教袍。委员会认为应该,印度教同事甚至态度极为坚决。



			 				我被任命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后,立即要求全世界圣公会联盟秘书处告知我们教派的所有修女和修士,在委员会存在期间,我们急切需要他们为我们定期祷告。这样,我们知道我们至少经常被这些基督徒热切的祈祷所包围。从其他人那里我也了解到,全世界许多人用他们的爱和祈祷支持着我们。我要为他们的出色表现致以深深的谢意。无论我们取得了什么成绩,都要归功于笼罩我们、支持我们的这片祥云。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所承担的是深刻的宗教和精神使命。

				很少有人反对委员会对精神特别是对基督教的倚重。当有记者对此提出疑问时,我回答说,我是宗教人士,也是因此被选出来的。我无法装扮成另一个人。我按照本来面目行事,并得到了委员会的接受。这就意味着,神学和宗教的思想理念将成为我们所作所为的依据。我们也不无欢欣地接受了委员会中从事医学的成员所给予的适当指导,心理学家、医生和护士为我们提交给总统的赔偿和复原政策的制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年事的增长,我惊喜地发现神学对我们的整个生活是多么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委员会的工作中,我们欣慰地发现我们其实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当上帝申斥亚当违反禁令偷吃禁果时,亚当不愿承担抗旨不遵的罪责,把责难推到夏娃身上。而上帝指责夏娃时,她也一样地推卸责任。(我们不知道蛇是如何为自己辩解的。)因此,大部分人不情愿承担种族隔离暴行的责任,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指责他人他事而不是自己,正说明他们是亚当和夏娃的真正子孙。

				哈佛大学神学家哈维·考克斯在题为《勿归咎于蛇》(On Not Leaving It to the Snake)一书中,对我们归罪于他人的倾向进行了颇有教益的驳斥,大大有助我避免轻率判断和对他人的不幸而幸灾乐祸。这在委员会接触犯下最为十恶不赦罪行的罪犯时尤为重要。委员会常常为人可以邪恶到这种地步而深感震惊,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说,具有这种行为的人是魔鬼,因为他们的行为就如同魔鬼。我们必须区分行为和罪犯、罪孽与罪人:痛恨和谴责的是罪孽,而对罪人则要满怀热诚。如果罪犯被当做无可救药的魔鬼,那么我们就谈不上什么追究责任了,因为他们被宣布为不能对其行为负责的非正常人。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他们改过自新的希望。神学认为,尽管他们的行为可憎,但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孩子,能够忏悔、能够改变。如若不然,我们委员会就必须关门大吉,因为我们运作的前提是人可以改变,可以认识到并承认其行为的错误,经历痛悔,或至少感到歉疚,并最终迫使自己坦白罪行,请求宽恕。但是,如果他们被蔑视为魔鬼,便理当无法参与宽恕与和解这一触动人心的进程。



			 				在这门神学中,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人,因为我们的上帝为罪人保留了特别柔软的心肠。在耶稣讲述的故事中,牧人宁可将99只温顺听话的绵羊抛在荒野,也要去寻找那只离群的羊—不是毛茸茸的可爱羔羊,因为可爱的羔羊不会离开妈妈,而是桀骜不驯、惹是生非的老公羊。牧人正是在这只羊身上颇费心血。等找到时,它很可能已没有漂亮的羊毛,浑身污秽,也可能跌到了污水沟里,搞得臭气熏天。牧人找寻的就是这样一只羊,而且找到之后,绝不会厌恶地侧身掩鼻。不,他会将它轻轻抬起,扛在肩上,回家后盛宴庆祝,因为他找到了迷途的羊。耶稣说,一个悔过的罪人,比99个无需忏悔的人,可以给天堂带来更大的欣喜。

				基督徒受到这条福音—与世俗常理相悖的偏向罪人的福音—的约束。耶稣基督得罪了循规蹈矩的大多数和正统的宗教领袖,因为他与之为伍的不是受人爱戴的社会精英,而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渣滓糟粕—是妓女、罪人和被摒弃的人。在我遵从的神学中,任何人都不能将他人定为不可救药而打入地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陪伴他的是两个小偷。其中一个表示忏悔,耶稣向他保证,他们将一起进入天堂。故事的主旨,是说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断言某某人已经万劫不复,因为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即使最为十恶不赦的罪人是不是在最后的时刻也能忏悔并得到宽恕,因为我们的上帝首先是慈悲的上帝。



			 				我们之所在,我们之所有,甚至于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都是一份礼物,不是我们争取到的,而是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据说上帝对罪人的偏向巨大无边,以致我们在天堂会碰到我们根本料想不到的人物。(反过来说,我们也会因为应该遇到的人没有出现而吃惊。当然我们自己得先进天堂才行!)总之,根据这一神学,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是毫无希望、无可救药的。

				上帝不会抛弃任何人,因为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在直至永远,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好坏,直到永远。他的爱不会遗漏我们任何人,因为上帝的爱是不变的,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说我无法让上帝更爱我,因为他对我的爱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同样,我也无法让上帝爱我少一点。上帝爱的是原原本本的我,他帮助我成为我所能够成就的人。当我意识到上帝对我的深爱时,我会尽一切努力为了爱去做能让我的爱人欢愉的事。如果有人认为这为道德堕落打开了方便之门,那么他一定没有爱过,因为爱比法律要求得更多。一个疲惫不堪的母亲本该就寝休息,但为了看护生病的孩子,她可以毫不犹豫地彻夜不眠。



			 				我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听取违反人权的罪犯讲述他们的罪行时便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能够做出最可怕的邪恶行为—我们全体。谁也无法预见,如果受到同样的影响,处在同样的境地,我们会不会成为和罪犯一样的人。这并不是纵容或原谅他们的行为。这是要让心中充满更多的上帝之爱,为看到他所爱的人走上这样的悲伤之路而哭泣。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而不是出于虚假的虔诚对自己说:“为了上帝的慈悲我向前行。”

				不幸中之万幸,当我聆听受害者的陈述时,我对他们的宽宏大度感到了惊讶。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他们不是渴望复仇,而是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宽容意愿。于是我感谢上帝,让我们所有人,甚至于我,都具有行善、宽容和大度的不凡能力。

				神学帮助我们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人认识到,我们身处一个道德世界,善与恶都是现实,而且关系重大。道德的世界就意味着,尽管有不少现实不尽如人意,但邪恶、不公和压迫无论如何不会最终占上风。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的死去与复生,就证明了爱比恨强大,生命比死亡强大,光明可以战胜黑暗,欢笑、快乐、热情、温情和真诚,都远胜于其对立面。

				在委员会,我们亲眼看到这一切在我们面前展开。那些在种族隔离岁月中趾高气扬,随意抛撒死亡、不公和种族隔离各种虐政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在阴暗世界中参与的暴行也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一天。他们原本得意地认为自己想主宰天下多久,就可以多久。如今一切都已大白于天下,而且不是什么推测或者无根无据的指控。不,完全是罪犯亲口道出的事实:他们如何绑架、如何枪杀、如何掩埋尸体或抛到河里喂鳄鱼。他们帮我们找到50具被他们秘密绑架、杀害和掩埋的尸体。如果这不是一个道德的世界,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的话,那么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秘密将永远被掩盖。



			 				在斗争最艰难的日子里,人们面对猖獗的邪恶势力常常士气低落。这时我会说:“这是一个道德的世界—种族隔离的捍卫者已经失败了。”我也曾向我们的南非白人同胞呼吁:“我们在善待你们,加入必胜者的行列吧!”我们这些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斗争的人得到了最为辉煌的胜利。而胜利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同属于白人和黑人—上帝的彩虹子民。



				 					 						[1] 《南非的精神》(The Mind of South Africa),Bollantine丛书,1991年纽约出版。





第六章 受害者,抑或幸存者的国度?





				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依据的法律中所规定的参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武断的。我们完全有理由回溯到范·里贝克的年代,或者宣布凡不是白人的人都自动具有受害者的资格,因为他们都遭受过种族隔离的折磨。但这就意味着要处理几百万人的问题。显然,无论如何应付,都无助于创巨痛深、四分五裂的人们的复原与和解。再者,如果所有受害者都是黑人,就太过偏颇,使这一进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起到弥合裂痕的作用。

				为从压迫到民主的艰难过渡而进行谈判的人们,明智地选择了有限但可应付的规模。他们规定的时间限度并非完全武断。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的确是一个分水岭,因为此后重要的黑人政治团体被禁,并转化成解放运动,不得不放弃非暴力,进行武装斗争。1994年5月10日这个截止日也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曼德拉就任总统的日子。如果说有什么事件可以标志新制度的开始的话,那么正是这一天表明了我们与冲突、分裂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过去的彻底决裂。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两年,后来延长到三年—解决这一段历史中尚可应付的问题。为了使全国不至于长期陷入追究过去这一分裂人心的过程,我们在1998年10月提交了《报告》,但大赦过程在委员会其他工作宣布“暂停”后一直持续到1999年。

				为了确定委员会的工作坐标,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案必须定义何谓“对人权的严重违反”。这被限定为杀害(无论是否有预谋)、绑架、酷刑和严重虐待。这一相当武断的定义至少有两点好处。首先,将罪行限定为这四类,使委员会的工作有一定限量,有望在期限内完成。接替曼德拉担任非国大主席、后来成为南非总统的塔博·姆贝基,向委员会热切地呼吁,不要给新政府留下尾巴,特别是大赦的尾巴。1996年他代表非国大在委员会作证时说:





				委员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大赦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主国家不必承担刑事调查和对在本应由委员会负责处理的期限内犯罪的人进行起诉……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尽快结束其工作,使我们的确能够让过去成为过去,尽管我们不敢淡忘。





				但法案的定义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它意味着委员会的确可以不偏不倚地认定受害者,因为罪犯的党派背景在确定其行为或罪行是否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时不在考虑之内。如果一个国民党人绑架、折磨或杀害了某人,则构成对受害人人权的严重违反;如果这是过去冲突的结果,则属委员会的法定职责之内。如果非国大党员犯下同样的罪行,根据法案的定义,亦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因此,不论是种族隔离的支持者还是推翻者,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我们费尽心机说明法律上的平等不等于道义上的平等。一个女子开枪打死企图强奸她的人,行为本身构成他杀。抢劫犯杀死他所劫持的汽车的主人,这也是他杀。女子的行为可以被宣布为正当防卫,她的勇敢甚至会得到赞誉。而抢劫犯则犯下了杀人罪,会得到相应的惩罚。



			 				有人批评我们“把解放斗争变成了罪责”,侮辱了参与斗争的人,因为我们把他们和种族隔离的捍卫者放到了同一平台上。最违背真相的言论也莫过于此。我们遵从的是法案的规定。无论谁是凶犯、出于什么动机,严重违反就是严重违反。国民党实施酷刑是严重违反,解放运动成员实施酷刑同样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

				我们明确声明,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我们也同样坚决地声明,解放运动开展的是正义的战争,因为他们有着正义的事业。但是,《日内瓦公约》和正义战争的原则都清楚地指出,战争中必须有正义。正义的事业必须通过正义的手段进行斗争,否则它就可能严重变质。

				非国大对其阵营中在南非境外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调查,并为揭露出的罪行公开道歉。如果解放运动可以使每一个打着其名义的行为成立,这样做就没有道理了。

				尽量与更多的南非人接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目标实际上是要接触到所有的南非人;让他们加入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任何人都不应被缺省在外,每个人都应知道他们有机会讲述自己的经历,并可能得到赔偿。我们的宣传重点放在最容易为文盲群体接受的广播上。我们散发小册子、张贴招贴画,上面印着鲜明的标志和诸如“真相令你痛苦,但沉默让你死亡”之类的口号。我们得到了各宗教团体的大力帮助,他们的网络深入到了南非的各个角落。我们对与我们合作的非政府组织亦深表感谢。国际社会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慷慨相助。没有这些帮助,尽管我们和其他类似的委员会相比资金已经相当可观,但也不免会捉襟见肘。我们的确特别幸运。整个世界都惊喜异常,希望能从南非学到些经验,帮助解决其他地方的冲突。





			 				我们雇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采录员,奔赴全国各地。他们在志愿者的协助下,记录下那些认为自己可能在法案规定范围之内的人的叙述。最后,我们一共收到两万份陈述,超出了所有类似的委员会。有些陈述记录了不止一起违法事件,涉及不止一个受害人。

				第一次听证会于1996年4月在东伦敦举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区别于其他地方类似委员会的另一特征是其公开性。最初有人建议大赦委员会的工作秘密进行,但遭到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最终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使委员会的工作具备了令其他国家钦佩的公开性。让这场大戏如此迅速地拉开大幕,需要大量艰苦的工作。举行一场听证会的后勤工作令人咋舌。先要得到陈述记录,但谁也不能保证人们会走上前台。他们或许会受到曾迫害过他们的人的恐吓;或许自认为是参加斗争的战士而拒绝被视为受害者;他们也可能感到灰心失望,不再相信那些敏于承诺缓于行动的人能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

				我们没必要担心。人们当然想要道出他们的经历。他们被迫沉默得太久了,几十年来,他们被邪恶的制度、不公正和压迫挤到了边缘,成了无名无姓的隐形人。许多人的情感压抑已久,一旦得到宣泄的机会,就如同打开了泄洪的闸门。但是,令我们沮丧的是,没有多少白人站出来;能站出来的都是了不起的人。

				我们有幸窥视到许多同胞灵魂的秘密,他们在那里深藏着最为隐秘的愤怒和痛楚。在他们讲述了各自的经历后,我总是禁不住感叹,这些人看上去是那么正常、那么普通。作证之前,他们谈笑自如,就像其他健康人一样毫无包袱地生活着。但听了他们的故事后,你就会惊异地问他们,怀着尊严和纯真、默默地忍受着如此沉重的痛苦和愤怒,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被我们倨傲地视为“普通人”的人们,在面对足以摧毁意志薄弱者的巨大挑战和困扰时,表现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坚忍。我已经说过,在我遵从的神学中,不存在什么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由于是上帝的代表,都是非常特殊的人—是比通常的“重要人物”远为重要、远为普遍的“非常特殊的人物”。





			 				我们亏欠这些人的,远远超过了我们所知道或能够承担的。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确愿意作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会成为公共财富。我们根本无法预知媒体和公众对这些不得不把自己的痛苦公之于众的人会作出什么反应。我们给那些将要作证的人提供了心理咨询,帮他们度过无论如何都非常难熬的时刻。

				我们还给证人提供了“陪同员”,负责陪伴证人。作证时,他们坐在证人身边照顾,在他们痛哭流涕时递上一杯水、一片纸巾。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有些人嘲讽我们是Kleenex[1]纸巾委员会)。我们对座次安排慎之又慎。最好的座位是保留给证人的。我们必须避免任何他们在受审的印象,因此证人和听证的委员会成员坐在一条水平线上。

				证人必须感到舒适自在,因此我们坚持他们用自己选择的语言作证。这就意味着必须使用同声传译,进一步增加了听证安排的复杂性。证人作证时还允许亲属陪伴。为所有这些可能前来参加听证会的人安排交通食宿,如同一场噩梦。所幸我的同事及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非常能干,即使在设备极为短缺的小镇和乡村,也能有条不紊地将一切安排就绪。听证会使用过许多不同的场所—市政厅、公共活动中心,特别是教堂大厅。宗教界在这方面予以的协助,值得热烈赞扬。



			 				委员会并未得到普天下的一致欢迎。有些人表示强烈反对,特别是那些害怕委员会揭露其罪恶过去或是坚信委员会其实是追杀阿非利卡人的一个聪明伎俩的人。我们担心这些人会破坏委员会的会议,因而安全成了重要问题。第一次听证会就被炸弹恐吓打断,听证不得不中止,让警犬嗅遍全场。幸而是闹剧一场,但我们不能拿人命当儿戏,更何况我们任务的圆满完成事关重大。委员会的任何闪失,都会让反对和解进程的人幸灾乐祸。

				我们希望人们感到有充分的时间讲述其经历,并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因此,委员会只能在特定的领域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证人进行听证。在进行陈述的人当中,十分之一的人得到公开听证的机会。那些未被允许作证的人多少感到失望,但他们得到保证,我们会像对待公开证词一样,认真对待他们陈述的经历。



				人们如此重视听证会,或许可以视为对我们的赞许。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媒体发挥了出色的作用。广播、电视和报纸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受害者及大赦听证,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南非广播公司电台用11种南非语言对听证会进行的实况报道因经费不足停播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很少参加听证但显然非常关注的白人,也叫苦连天(后来恢复了报道)。海外专家对我们如何利用电视镜头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们把镜头放在不显眼的固定位置。摄影师则抱怨说,让他们把设备固定在一个地方太受拘束,难以施展。

				第一次听证会上气氛庄严凝重。我们深知此举意义重大,第一次的成败与否,会对今后听证会造成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我们有些忐忑不安。第一次听证会在东伦敦附近的贫民小镇姆丹查尼举行。我们首先进行了感人的多宗教祈祷仪式。有记者问我在第一次听证会前夕有何感受,我说:





				我的心里当然是七上八下的。但能从事这项事业,能看到这么多人表现出的宽宏大度,我又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他们希望这件事成功,知道自己的经历必须倾诉出来,这一进程也必须了结。





				我们祈求上帝保佑我们的土地,保佑受害者、罪犯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一直坚持用英语、科萨语、索托语和阿非利卡语进行祈祷,以强调委员会属于所有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用同样的语言欢迎到会的人,并指出我们民族的多样性。

				市政厅挤得水泄不通,大部分都是黑人。证人面对委员会成员、背朝听众而坐(后来我们改变了这一做法)。主席台一侧是翻译使用的隔间,整个大厅装饰着鲜花和盆栽植物。警察在入口处对每个人进行检查,保证了听证会的安全。

				当我们一行人入场时,听众都站了起来,全场很快一片肃静。我上前和将在今后4天作证的证人及陪伴他们的亲属握手。接着,我在肃静中点燃一支蜡烛,纪念所有在过去冲突中死去的人。我的一位同事诵读了一份缅怀死者的悼词,然后我们一起高唱“Lizalis’idinga lakho”(“实现您的意志”)。曼德拉被释放的第一天在主教廷和他的同志们唱的就是这首歌,在今后无数重要的场合,我们还会唱起同一首歌。

				然后,我开始祈祷:





				公正、慈悲、和平的上帝啊,我们渴望将种族隔离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和分裂,将以其名义蹂躏我们社会的暴力,抛在身后。我们请求你,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开始纠正曾在这里和整个国土上发生的不公这项重要工作时,以你的智慧和指引,保佑委员会。



			 				我们祈祷,希望所有身心受到伤害的人都能通过委员会的工作得到抚慰,并使它成为处理许多人,特别是在东伦敦的受到深重伤害的人们的机构。我们也为那些对其同胞犯了罪的人祈祷,希望他们能够到这里向万能的上帝坦白忏悔,并得到你神圣的仁慈和宽恕。我们请求圣灵对委员会和委员们尽显公正、慈悲和博爱,让真相在听证会上得到认可并大白于天下,让我们按上帝的意志最终实现与我们邻友的和解与爱。我们以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祈祷这一切。阿门。

				随后,我对到会的各位表示欢迎:





				我们欢迎所有即将讲述自身经历的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和朋友。我们愿意听取你们的经历。举行这些听证会的根本原因是:让违反人权案件委员会帮助(真相)委员会确定某些人是否遭受了对其人权的严重违反,宣布这些人为受害者,并将他们转给赔偿和复原委员会。此后,委员会将向总统就赔偿的性质和数量提出适当建议。在南非和世界各地曾经和正在为委员会及其工作祈祷的人们,谢谢你们!我们肩负着揭露黑暗过去的真相的使命:埋葬过去的魔鬼,使它永远不会再回来纠缠我们。我们希望以此抚慰创伤深重的人们—我们所有南非人都受到过伤害,我们希望以此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和解。我们要指出,在委员会作证的人只要道出的是真相并本着诚意而来,就将得到在法庭作证的同等对待。





				接着,我宣布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第一次听证会开始。重要的时刻终于到了。

				我们决定,公开听证的第一个程序应该是受害者的听证会,以强调那些长期以来被挤在社会边缘、无名无姓、无人理会的人终于走出了阴影,并在委员会存在期间,站到了舞台的中心。我们希望这能够帮助他们恢复公民和个人的尊严。我们保证了作证的受害者尽可能代表最广泛的政治派别,以达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必须不偏不倚的要求。这些案件还必须尽量涵盖规定的34年期间和尽量广泛的地区。

				我们有意选择东伦敦市作为第一次听证会的地点,是因为这个地区在南非的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在这里,白人和土著人为了争夺地盘,进行了第一场全面战争。东开普省是反对白人扩张主义的黑人抵抗运动的发源地。这里还建立了第一个黑人的高等院校,因而也是黑人求学的发源地。这里还是许多黑人政治领袖的出生地—纳尔逊·曼德拉、温妮·马蒂奇泽拉―曼德拉、高文和塔博·姆贝基父子、史蒂夫·比科等等。这里是黑人抵抗运动和政治觉醒的发祥地。正因为如此,这里也发生了种族隔离最为残忍和臭名昭著的暴行。当局将最沉重的黑暗和最深重的压迫都施加在东开普省了。

				我们希望营造热情、友好和积极的气氛。我们不希望用冷酷的盘问伤害证人,因此拒绝了让被指控的罪犯进行交叉讯问的要求。我们说,如果而且只有当委员会通知他们发现对其不利的证据时,他们才有权陈述自己一方的事实。正是这些人曾左右司法程序,并经常得到各级法官的纵容。其中两个被指控的罪犯的确设法搞到了法庭禁令,使证人不能对他们指名道姓。这使本希望在听证会上听到重要人物证词的人们,大感失望和气愤。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阻止我们的一些证人后,却又不无讽刺意味地在随后的大赦申请中,供认了他们阻止证人作证的罪行。他们又一次对世界趾高气扬,显示法律与公正及道义没有干系。



			 				我们决意为证人提供安全的环境。因此,无论谁主持听证,都会像1996年4月15日的第一场听证会我们对第一个证人那样,致以热情友好的欢迎:





				伯莱恩博士:我们请诺雷·莫哈比太太上证人席。莫哈比太太,您愿意宣誓还是不经宣誓作证呢?

				莫哈比太太:我宣誓。

				伯莱恩博士:非常感谢。你庄严宣誓,你提供给委员会的证据将是事实,全部是事实,而且只有事实。愿上帝帮助你。

				莫哈比太太:愿上帝帮助我。

				伯莱恩博士:非常感谢。请就座。我们欢迎您作为第一个证人,进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并回忆您在过去经历的痛苦。我们许多人还清楚地记得马佩特拉[莫哈比]死于警察的监禁中。我们记得这些日子的恐怖和愤懑……我们知道……您也曾被拘留,并被单独关押。我们对您的勇气深表敬意。您今天到场,表明了您致力于真相、公正和在整个南非实现和解与和平的决心。您作证时,泰尼·马雅将代表委员会向您提问。欢迎您的到来。



			 				马雅女士:艾利克斯,谢谢。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要指出,证人更希望用科萨语作证。因此,我请不懂科萨语的人戴上耳机,以便我们开始工作。Molo,Sis Nohle。[早上好,Sis Nohle(莫哈比)。]你好吗?





				我主持听证会时,总是力图在一天结束时根据当天的气氛,总结当天的特点。这也是向证人和他们代表的群体表示肯定的机会,是我们所有人从我们民族这一非凡历程中汲取教训的机会。我常常向白人同胞呼吁,不要避讳委员会,而应把它当做失而不能复得的机会。我说,那些完全可以渴望复仇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度,应该得到有意或无意地受益于种族隔离的人以同样的宽宏大量作出的回报。这些呼吁似乎飘教于虚空,不过虽然会场上白人寥寥无几,却有不少人通过广播直播密切关注着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例如,在听证会初期,我曾发言说:





				我想读一读我昨天收到的两封信……“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希望告诉您,上星期在东伦敦进行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证词,令我深受感动和鼓舞。那些残酷可怕的故事和那些深受创伤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宽容,既令我痛苦,又令我欢欣。我们都深受伤害。我写了一首诗,试图搞清这一切的意义所在。我希望告诉您,许多人都深深同情那些人。痛苦是我们大家的。谢谢您,谢谢你们所有人,感谢你们自身的人格,也感谢帮助我们抚平创伤。”诗是这样的:





				“世界在哭泣。



			 				鲜血与痛苦深入我们的耳廓,进入我们受伤的灵魂。

				你的啜泣就是我的垂泪;

				你湿透的手帕,我泪浸的枕畔

				为那尚且不能平息的疲惫的过去。

				说吧,哭吧,看吧,听吧,为了我们所有的人。

				啊,属于沉默的掩藏的过去的人们,

				让你的故事在孤寂恐惧的风中播撒种子。

				播撒吧,直到僵硬的大地开始融动

				开始企盼、微笑和歌唱;

				直到鬼神可以狂舞

				直到我们的生命知晓了你们的痛苦

				直到复原。”





				最后我进行了总结:





				当我们听到彼此之间人性的堕落可以达到何等地步时,我们感到震惊和恶心。我们可以为彼此造成的痛苦而感到嗜虐般的快感,可以把残忍推向极致,让亲人为亲人的死活和去向费劲猜疑,让他们从一个警察局到另一个警察局,从医院到停尸房徒劳地奔波。这是一方面—到目前已经显现出来的阴暗而沉重的一面。

				但还有另外一面—崇高和激动人心的一面。我们为人的精神的坚毅而深深感动。本该一蹶不振的人们,拒绝屈从于巨大的痛苦、暴力和威胁;拒不放弃自由的希望,因为知道自己应得到比遭受非人的不公和压迫更好的命运;拒绝在威逼之下俯首帖耳。人们表现出的宽宏大度,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愿被痛苦和仇恨吞噬,愿意和那些曾践踏自己人格、侵犯自己权利的人见面,愿意以宽容与和解的精神相会。他们急切想知道真相是什么、罪犯是谁,以便宽恕他们。



			 				我们感动得潸然泪下。我们欢笑,我们沉默,我们直面野兽般的黑暗过去。我们经受住了煎熬,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确可以超越既往的冲突,挽起手实现我们共同的人性……宽容的精神相遇时,宽容会盈溢而出。坦白之后,宽容会接踵而至,继而是创伤得到抚慰,民族实现团结与和解。





				这就是受害者听证会的通常情形。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成了委员会家喻户晓的公众形象。在南非,如果有人说“我不知道啊”,是没人会相信的。



				 					 						[1] Kleenex,一种纸巾品牌。—译注





			 				德斯蒙德·图图(CFP供图)





			 				1960年3月21日,沙佩维尔屠杀。被警方杀死的69人,多数从背部中枪身亡,另有176人受伤。





			 				1984年10月12日,德斯蒙德·图图领受诺贝尔和平奖。图图大主教以非暴力方式为反抗种族隔离制度做出巨大贡献,因此荣获198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CFP供图)



			 				1990年2月12日,南非开普敦,曼德拉出狱后第二天。左起: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曼德拉、温妮·曼德拉和沃尔特·西苏鲁。(CFP供图)





			 				1994年4月,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非洲人国民大会获胜,曼德拉当选为总统。图为黑人城镇居民排队等待投票。(CFP供图)





			 				2009年8月12日,美国华盛顿,奥巴马总统为图图颁发“总统自由勋章”。同时获奖的包括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奥斯卡第一位黑人影帝西德尼·波蒂埃、美国资深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等16人。(CFP供图)





			 				2008年7月12日,英国斯托克城,球王贝利与前英格兰队守门员戈登·班克斯各自领队进行友谊赛。图为贝利(中)与图图(右)在场外观战。(CFP供图)



			 				2010年6月21日,南非开普敦,图图参加2010年南非世界杯新闻发布会。(CFP供图)





			 				2010年5月29日,约翰内斯堡,曼德拉与国际长者会成员会面。左起:曼德拉夫人格拉萨、巴西前总统卡多佐、图图、美国前总统卡特、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印度自我就业妇女协会创始人埃拉·巴特、联合国前特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与曼德拉(坐者)。(CFP供图)



			 				2013年2月26日,图图造访缅甸仰光,在昂山素季寓所与她会见。(CFP供图)





			 				2013年6月27日,南非开普敦街头挂出曼德拉与图图的巨幅照片。当时曼德拉因肺部感染入院治疗已20天,此举意在为曼德拉祈福。(CFP供图)



			 				2014年3月3日,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办缅怀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活动,图图大主教在活动上发表讲话。曼德拉于2013年12月5日去世,享年95岁。(CFP供图)





第七章 “我们确想宽恕,但不知宽恕谁”





				当我聆听来到委员会的人讲述他们常常是难以承受的痛苦经历时,当我翻阅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的罪犯在申请大赦时披露的事实时,我总是不禁要问,上帝是否有时也要嘀咕当初为什么把我们造出来呢?

				写作此书时,正值北约进攻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我们听说塞尔维亚人在米洛舍维奇总统的领导下正在赶走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开始了又一次的所谓种族清洗。不时有不可言状的恶行的报道:妇女儿童被告知逃离家园,并保持沉默,否则就会被杀;男人被成群驱赶着,执行集体枪决。我想整个世界都无法忘记一个年轻人用手推车把岳母推到安全地带的情景。这已经成为上帝的一些子孙遭受另一些子孙带来的痛苦的形象定格。或许,这会像越战期间那个赤身裸体从汽油弹的轰炸中死里逃生的小女孩一样,成为这场屠杀难以磨灭的形象。

				我斗胆想象上帝巡视着人类历史上的遍地残骸:血腥的十字军东征和以上帝名义进行的其他战争。大地浸透了在暴行中死去的无辜者的鲜血。还有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柬埔寨和卢旺达的大屠杀;在苏丹、塞拉利昂、两个刚果、北爱尔兰和中东的可怕仇杀以及让拉丁美洲深受其害的暴政。这恶毒的清单记录了我们丧失人性、彼此伤害可以达到何等地步。我可以想象上帝巡视着这一切,哭泣着,就像耶稣对着铁石心肠的耶路撒冷在哭泣,因为他回到自己人中间却得不到接纳。如果上帝真的感到创造我们是个错误,那么我们的确为他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创世记》中记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第六章)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杰弗里·斯图德尔特·肯尼迪牧师在他的诗中思忖着人类的行为给上帝带来的痛苦:





				面对可悲可耻的故事

				还有阳光下的人类罪恶,

				如何能够安之若素?

				上帝的主宰何来荣耀?

				何处能安享他的慈爱?





				永恒的心中难道无泪?

				上帝的灵魂难道未被痛苦撕裂?

				他定是阴间地狱的魔王,

				挥舞大棒将人间击成了碎片。





				如果上帝基督让你睁开双眼,

				如果你第一得到了上帝的感召,

				你就定是受难者和抚慰者

				让利剑的苦痛刺透了你的心。





				这意味着,你的悲苦

				将你击倒在那孤苦的树下,

				而今朝今昔、明日明夜,



			 				圣明的上帝还将与你同在。[1]





				当我听到在我们彼此间发生的痛苦行为时,我多次想到上帝的悲哀。这些可怕的事情难以用言语表述,也让我们对自己是否有权利被称为人产生了怀疑。在这样的时刻,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把这些可怕行为的实施者叫做魔鬼,而不值得再把他们视为人。他们的行为使所有正直的人充满了义愤和憎恶。这些罪犯来自长期困扰我们这块土地的冲突各方。





				5名警官在大赦申请中,详细讲述了他们在比勒陀利亚地区是如何残酷折磨几十个所谓“恐怖分子”,杀害他们并处理尸体的。电击这种刑罚已经司空见惯,以致其中的一个警官可以无动于衷地说“我们像对付前两个人那样审讯了塞法鲁”,如同例行公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实际上,委员会确认,安全警察认为使用酷刑是理所当然的事。

				请看看5个警官之一、准尉保罗·范·弗任警官的证词。他曾属前德兰士瓦省北安全分局,被同事称为“电工”。





				我们像对付前两个人[杰克逊·马科和安德鲁·马库贝]那样审讯了塞法鲁(哈罗德·费罗)……我们使用了一种黄色的罗宾牌便携式发电机,对他的身体进行电击,逼他开口……一共两条电线,分别接在他的脚上和手上。我们打开发电机时,他的身体挺得僵直……塞法鲁是个坚强的人,而且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审讯后,他供认自己是沃特班克非国大的高层组织者……



			 				乔·马马塞拉把刀子从下面捅进他的鼻子后,他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消息。他请求饶命,还问是不是可以唱“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2]。然后,他说我们还不如把他杀了。他还说非国大终有一天会掌权,种族隔离不会长久……(我们把马科电死后)马马塞拉用非国大旗帜盖住了他的尸体,而塞法鲁在一边唱着“Nkosi Sikelel’iAfrika”。然后,我们把马库贝也电死了……

				我们只有杀了他们,才能摧毁整个组织。谁也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之后,我们用地雷把他们炸成了碎片,让别人无法辨认……必须搞得好像他们是在布地雷……我们不喜欢干这种事情,也不想干,但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杀害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此外,我们和非国大在交战,也必须除掉他们。塞法鲁在我们杀害他的过程中的表现,让我对他深感佩服。





				德克·克埃兹曾是比勒陀利亚附近“Vlakplaas”的头目。这实际上是臭名昭著的警察死刑队的总部。克埃兹、阿尔蒙德·诺夫梅拉和大卫·施卡兰加为谋杀德班著名律师格里菲斯·姆先格而申请大赦。

				克埃兹对大赦委员会说:





				决定是纳塔尔港安全警察局的扬·范·德霍芬准将……作出的,他告诉我(姆先格)是肉中刺……因为他是所有非国大干部的教官……而且他严格以法律为依据。因此,他们拿他没办法……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直到接到指示,制订针对格里菲斯·姆先格的计划。这只意味着一件事—除掉他,杀掉他,再无其他……就是要害了他、杀了他。





				克埃兹在接受南非广播公司安吉·卡佩里安妮斯的采访时,讲述了如何选择下述黑人警官实施谋杀计划的:





				……布赖恩·恩古兰加被选中,因为他是祖鲁人,了解那个地区,通晓……当地语言……我1973年就认识大卫·施卡兰加,他为我干事……我则帮他当上了警察,而且进了Vlakplaas,所以是个信得过的人。阿尔蒙德·诺夫梅拉是个严肃的家伙,很合适……有猛虎一样的胆量。如果你要办什么事,阿尔蒙德没有二话。他有胆量。乔·马马塞拉更是再合适不过,有杀人的“本能”……烟酒不沾,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手。他根本住不了手,他的枪也一样闲不着……





				谋杀伪装成一次抢劫,小组的人用刀和车轮扳手袭击了姆先格:





				……施卡兰加首先动了刀……他没法把刀从姆先格的胸上拔出来……然后姆先格显然自己把刀拔了出来,并拿着刀追他们,这时阿尔蒙德用车轮扳手把他打倒在地……接着阿尔蒙德和乔开始疯狂地用刀捅他。





			 				大赦专门委员会的副主席安德鲁·威尔逊法官在大赦听证会上询问了诺夫梅拉:





				威尔逊:你能说出……他被捅了那么多刀的原因吗?

				诺夫梅拉:我想原因就是……他总是不倒下。他一直在反抗。

				威尔逊:他反抗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是不是?

				诺夫梅拉:是的,先生,没错。

				威尔逊:他有武器吗?

				诺夫梅拉:没有,据我所知没有。





				克埃兹在广播采访中说,他们捅刀子的时候,他正在“德班城里喝酒兜风……欢宴狂饮,就等着跟他们的接头时间一到,跟他们见面,问一声一切顺利吗?没出什么岔子吧?好,(咱们去)庆祝一番”。

				广播采访还报道了维多利亚·姆先格太太是如何在政府的停尸房找到丈夫尸体的:





				在他身上、肺部、肝部和心脏,共45处被割被捅的伤口。他的喉咙被割断,两个耳朵几乎被割了下来。肚子也被开了膛。





				杀手处在疯狂之中,但话说回来这又只是他们的工作,冷酷无情执行的工作,因为他们跟姆先格并无个人恩怨。他们好像没有情感,不过是一部无情的效率极高的杀人机器的部件。



			 				下面是德克·克埃兹在大赦申请中就杀害被警察绑架的一个东开普年轻人提供的供词:





				水里滴了药水,然后灌进希茨维·孔迪勒嘴里……之所以(这样)把昏迷药给他灌下去,是因为我觉得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可能有胆量就那么……面对着另一个清醒的正常人……用枪抵住他的脑袋把他杀死。阿奇·弗莱明顿少校手下的一个人拿了一把装上消音器的手枪,趁……孔迪勒先生仰面躺在地上的时候,冲他头顶开了枪。人抽搐了一会儿,就完了……4个尚未进入现役的下级军官……每人提起一只手或脚,把尸体扔到轮胎和木柴堆上,浇上汽油,点着了火……这一切进行时,我们在喝酒,甚至还在火堆边吃烧烤。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显示我们的“胆量”,而是要告诉委员会这一切是多么残忍,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又走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需要7个小时才能把尸体完全烧成灰。大块的肉,特别是屁股和大腿,必须在夜间不断翻动,才能保证一切都烧成灰……第二天早晨,我们把灰烬仔细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剩下一块肉、一根骨头,然后各自散去了。





				人能够枪杀另一个人,并竟然在尸体火化时在一旁吃烧烤,这令人毛骨悚然。他们这么做,人性何在?他们怎么能咽得下去?对大部分正常人来说,焚烧尸体的臭气令人翻肠倒肚地恶心。难道他们带着双重人格—把自己分裂为两个人—生活下去吗?在这样的外出之后,他们如何还能回到家里,拥抱妻子,享受—比方说—孩子的生日聚会呢?





				在东开普的许多案件中,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尸体被烧成了灰。但是在“科拉多克四人帮”的案件中,1985年6月几个活跃分子在从伊丽莎白港到克拉德克小镇去的途中被绑架,失踪一个星期后,人们发现了他们被肢解的尸体。然而,杀害马修·格尼维、福特·卡拉塔、斯贝罗·穆孔托和西塞罗·姆拉乌利的全部真相和凶手的身份,直到委员会成立后才披露出来。

				代表被害人亲属出庭的乔治·比祖斯大律师,询问了申请大赦的警官之一约翰·马丁·范·泽尔。





				比祖斯:范·泽尔先生,在27日晚你们杀害的4个人身上发现了63处刀伤。你是否同意地区法医对此的报告?

				范·泽尔:主席先生,我不能不同意。

				比祖斯:你是否同意这63处刀伤是野蛮行径的证明?



				范·泽尔:主席先生,反省之后,当然是这样。可事实上,下达的指令是这次要杀得像联防治安袭击,如果用稍微仁慈一点的做法,就达不到同样的效果。

				比祖斯:你的回答是否意味着你愿意像一个残忍的野蛮人一样行动,以便误导那些可能调查这起凶杀案的人呢?



				范·泽尔:主席先生,实际上是的。





				被捕的非国大活跃分子,面对监禁甚至死亡的威胁,有时会同意为警察办事。他们被叫做“askaris”[3],在Vlakplaas的乔·马马塞拉就是其中的一位。根据他自己的供词,他曾参与了几十起对政治活跃分子的杀害活动,常常是打入青年团体内部,假装招募他们进行军事训练,然后把他们引入警察设下的死亡圈套。首席检察官想让他作为国家证人,并以此换取免于公诉。在首席检察官的保护下,乔拒绝了申请大赦,这既是藐视委员会,也是对他前主子表示愤恨。在他过去同事的大赦申请听证会上,他就1985年杀害伊丽莎白港黑人公民组织领导人“培伯克三人组”(Pebco Three)一案提供了证词:





				在这个魔窟的所有经历中,我从没听说什么叫干脆利落地杀。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只存在于那些到这里来、不想让其他人承受不必要痛苦的诚实和体面的人的心里。根本没有这回事—人总是被残忍地杀掉,死得连猪狗都不如,这才是事实……安全警察的目的,不仅仅是杀人,还要……在你断气之前尽量挖出他们想要得到的消息。施加的痛苦越重越好。这是一种施虐狂似的、精心设计的杀人方式,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也是其中一部分。





				培伯克三人组包括斯波·哈舍、尚比龙·加勒拉和恰恰乌里·戈多罗兹。他们在克罗多克附近一个废弃的派出所被杀。马马塞拉告诉委员会,哈舍先生对他的审讯者说,非国大“代表着民主的南非”。





				这一回答似乎比什么都更让[吉德昂·]纽武德中尉恼怒,他抓起一根铁管,朝那可怜的老人头上不停地击打,其他人见他这样也一拥而上……他唯一的一点反抗就是击打声中的哀号。接着,纽武德中尉命令我把他的手塞到他的嘴里,止住他的叫声,免得惊动附近的农民。我和皮埃特·莫格埃拼命止住老头的叫声,我说的其他人则对他拳脚棍棒相加。



			 				纽武德中尉用铁管数次击打老人的头部时,我看到鲜血从他的鼻孔、耳朵和嘴巴里涌了出来。我看到老人的眼球翻成了白色,而且还在转,似乎他就要昏迷或是死去……殴打一直没停,直到我看见老人满头满脸是血地趴在地上……

				在殴打尚比龙·加勒拉的时候,发生了极为野蛮的事……准尉比斯拉尔掏出尚比龙·加勒拉的睾丸用力捏,直到挤成了高尔夫球大小。然后,他用右手使劲击打,打得很重。我眼看着他在变,他的脸色由惨白而发青,一些黄色的液体从他的生殖器中溅射出来。这是我在Vlakplaas的整个生涯中经历的最野蛮的事。我在这个魔窟中已经待得够久的了,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我作为这些人的战俘,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丧尽天良的事。





				马马塞拉曾渗透进去并把他们引向死亡的另一群人,是后来所谓的“克瓦恩德贝利九人团”(KwaNdebele Nine)。1986年7月,这群年轻人在从比勒陀利亚以东的黑人城镇马梅洛地逃往农村的克瓦恩德贝利黑人家园途中被杀。马马塞拉对委员会说:





				在“克瓦恩德贝利九人团”的案子里,他们在一所房子里遭伏击,九人全部被枪杀。杀他们用的是AK-47冲锋枪,然后[雅各·]厄克特中尉……拿来一大(桶)25升汽油,浇在所有尸体上,点着了火。有的人还活着,可以听到他们的惨叫,所有人都被焚烧了。





				在斗争的另一方,不断有人指控纳尔逊·曼德拉的前妻温妮·马蒂奇泽拉―曼德拉说1988至1989年由她在索韦托操纵的所谓“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并非一群改邪归正的小青年和她的保镖。据说他们是一群小流氓,恐吓、纵火、绑架和杀害那些被他们视为“出卖者”,即为警察充当奸细、与“制度”合作的人。据说那些被怀疑为此类的人被施以酷刑,并常常被处决。人们说,他们这样做不仅得到曼德拉夫人的怂恿,而且得到她的支持和鼓励,甚至更令人不安的是,得到她的指使。在多项主要指控中,有一个轰动事件,涉及的是14岁的活跃分子斯登皮埃·赛伊佩伊。他从家乡奥兰治自由州的警察局逃了出来,躲避在循道宗牧师保罗·维尼(后来成为主教)家中。1991年,曼德拉夫人被判从那里绑架了斯登皮埃。她称自己是从维尼那里救出了孩子,因为她发现牧师对前来避难的男孩子有鸡奸行为。1989年1月,在荒野里发现了斯登皮埃被肢解的尸体。

				我们对曼德拉夫人的保镖进行了特别听证。听证共持续了9天,是对一个政治领导人进行的为期最长的听证。一个接一个的证人指证她参与了袭击和杀害行为。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是杰里·理查森,在委员会成立前几年,就被控杀害斯登皮埃,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他从监狱来到委员会,讲述了斯登皮埃和另外三人是如何被绑架和审讯的:





				我们用布尔人折磨自由战士的方式折磨这些孩子。我对斯登皮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两侧把他举起,然后把他摔在地上。“妈咪”[曼德拉夫人]坐在一边看着。





				一两天之后,一个被他称作“快刀”的帮手把遍体鳞伤的斯登皮埃带到了索韦托郊外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我把他给宰了,就像宰一只羊似的宰了。我们让他趴在地上,我把剪枝用的剪刀插进他的脖子里。剪子扎进去后,我就开始动手了……

				我是按照妈咪[曼德拉夫人]的指示杀死斯登皮埃的。妈咪自己从不杀人,但她利用我们杀了很多人。她甚至不到监狱来看我们。她利用了我们!





				理查森说他还杀了普莱斯拉·莫索郁。她别号谷奇·泽瓦尼,是足球俱乐部一个成员的女朋友,被怀疑是内线,1988年12月死于多处刀伤:





				我用刀捅她,还割断了她的喉咙。我们把她的尸首扔了……我向妈咪报告说:“妈咪,我已经完成了您的命令。我已经把谷奇杀了。”妈咪拥抱了我,说:“我的好孩子,我的好孩子。”





				尼克德姆斯·索诺先生向我们讲述了最后一次见到儿子的情景。曼德拉夫人用小面包车把还活着的他的儿子带到他这里:





			 				……他浑身是伤,脸上全是青紫色,实际上全肿了,好像有人把他打了一顿,又撞到了墙上……曼德拉夫人对我解释说鲁罗是个奸细……我开始求她。我跟她说,求求您,既然鲁罗已经挨过揍了,就把他交给我吧。如果要惩罚,他受到惩罚我可以理解,您难道不能把他交给我吗?……她拒绝了,还提高嗓门大声说:“我不能把他交给你。他是个奸细。”





				又央求了一会儿之后,曼德拉夫人坐在车里绕着索诺先生的住处转了一圈,然后同意鲁罗的父母给他拿一件套头衫。索诺先生回到车边看到了儿子:





				我看到鲁罗的时候,他状态很糟糕,他浑身发抖……我又开始乞求曼德拉夫人:“求求您,我的儿子已经挨了打,您就不能把他留给我吗?”……她断然拒绝:“这是个奸细。”她又对……司机说:“开车。”于是他们开走了。司机启动车的时候我一直在求她,直到她说:“我要把这条狗带走。(解放)运动组织会看着办。”





				彼得·斯多利主教是当时约翰内斯堡地区循道宗的领袖,曾任教会的主席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前主席。他向我们详细讲述了教会为救出斯登皮埃和其他被绑架男孩子所作的努力。他的结论是:





				我认为曼德拉夫人知道斯登皮埃出了什么事,也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如果斯登皮埃真的是在她的住所被杀或被折磨得半死的话,我想她应该知道……





				阿扎尔·卡查利亚和墨菲·莫罗贝是大众民主运动这个松散的内部反种族隔离组织的领导人。他们告诉我们,斯登皮埃死后,他们公开发表声明,疏远曼德拉夫人和足球俱乐部的行为。卡查利亚先生解释说:





				当时我们认为已经存在客观事实。首先,包括斯登皮埃的4名男性被从牧师的住处带到曼德拉家里。其次,他们被迫滞留曼德拉家时遭到毒打。第三,一个叫肯尼斯·克加塞的年轻人1月7日逃了出来,并报告了他的遭遇。第四,斯登皮埃不仅在家中被拷打,而且随后被残酷杀害了。

				对曼德拉夫人来说……从好处说她是知道而且鼓励了这一犯罪活动。从坏处讲,她可能指挥并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第六,保罗·维尼被陷害。第七,教会、社区领袖、曼德拉先生和[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寻求曼德拉夫人的合作、遣散这群小流氓的努力,均告失败。





				斯多利主教总结说:





				主要的毒瘤可能是、过去是、将来也是种族隔离压迫,但二级感染(Secondary infection)已经影响到许多种族隔离的反对者,侵蚀了他们分辨善恶的能力。生活的悲剧之一,就是我们可能变成我们自己所憎恨的东西。我总觉得这场悲剧就是一个例证。





			 				下文讲述的是1986年在德班海滨的“Why Not”和玛古酒吧外发生的非国大汽车炸弹事件。格莱塔·阿佩尔戈兰和罗伯特·麦克布莱德一起被捕。爆炸使3人丧生、69人受伤。格莱塔本是罗马天主教徒,后改信伊斯兰教,取名扎哈拉·纳克迪恩。我们在南非广播公司制作的纪录片中通过安吉·卡佩里阿妮丝的报道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86年冬。扎哈拉·纳克迪恩和罗伯特·麦克布莱德在远东兰德省的尼杰尔被押上车。他们的双手被铐在背后。厚重的呢大衣把他们从前到后遮住,挡住了整个脸。他们就这样坐了三个小时的车,汗水浸透了大衣。在德班的CR斯瓦特警察局,扎哈拉·纳克迪恩被审讯并受到折磨。在13层楼上,酷刑日复一日,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当他们辱骂她的时候,她就转动手中的念珠……默默祈祷。





				纳克迪恩女士也因其在爆炸案中的角色而到委员会接受讯问。她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次听证会上,讲述了未经庭审便被监禁的人和囚犯在狱中受到的待遇。她首先讲述了她遭受的酷刑和单独监禁:





				开始7天,他们的确没少折磨我,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合作……我为自己是MK [Umkhonto we Sizwe,非国大的武装派别“民族之矛”]的同志而骄傲,为自己参加了斗争、是个革命者并愿意承担后果而骄傲。他们想从我嘴里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折磨了我7天。但最终把我打垮的,是他们威胁要到我姐姐住着的我的住所,把我4岁的外甥抓来,从13层楼上扔下去。



			 				这时候我感到极端的虚弱,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冒险,把我自己交给这些人,任他们糟蹋,但是我不能把别人的身体交出去,于是这时候我答应与他们全面合作。此时,我已经变得越来越虚弱……[他们]常常在7点半或8点早饭后,把我提出来审讯一整天,接着持续到夜里,一直折腾到凌晨两三点钟。我始终都得站着,他们一群人对我谩骂尖叫,但我可以忍受,因为我可以默默祈祷,对他们的谩骂充耳不闻。

				他们开始意识到我可以忍受这种谩骂,于是找来了一只塑料袋……一个人抓住我的双手,另一个则把塑料袋套到我的头上……然后,他们把口扎紧,使我不能呼吸,并持续了至少两分钟。塑料袋已经粘到我的眼睑、鼻孔和嘴巴上,我的整个身体开始抽搐,因为我真的无法呼吸……

				折磨我的时候,他们总安排一个女的在场。他们问她是否要避开一会儿,因为他们要加重刑罚。这些日子我一直穿着同样的衣服,一条长裙,而且还有月经……血流得很多。他们让我躺在地上做各种运动,用手把身体支撑起来,即他们所谓的俯卧撑,然后减少手指数量,直到我只能用两个手指支撑身体。这时,我已经不行了,因为我太累了,浑身酸痛,我只能摔在地上,再撑起来,每摔下去一次,膝盖都磕得生疼。我倒下去时,他们就踢我、踩我……





				接着,她被关了100多天的单独监禁:





			 				真正让我难受的是那些老鼠……老鼠很大,像猫似的,囚室里有,走廊里更是从没少过。我坐在那儿吃东西,三只老鼠就会蹲在旁边看着我。我在院子里祈祷时,老鼠就在周围,我把它们轰走,但一会儿它们就又回来了……一天晚上,一只老鼠爬到了我的身上,我没有在意,直到它一直爬到我的脖子上。我像疯了一样,尖叫声响彻整个监狱……看守跑了过来……看到我蜷缩在角落里,啃着自己的T恤衫。我给惊吓到了这样的地步。





				在彼得马里茨堡庭审时,她被女狱监当做危险的恐怖分子,并根据监狱规则,每天被迫两次脱得精光:





				我不得不赤身裸体地站着。我曾说:不,我再也不给你脱裤子了